丘吉尔传（下）

五　在野岁月

    已经逝去的岁月对于丘吉尔来说，只留下了或幸福或痛苦的记忆。他现在又一次从政治漩涡的中心退出来，过上了平民生活。

    此时，他的家庭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的母亲珍妮已经于1921年6月因摔伤后腿部感染，造成截肢后不久即逝世了。他的次女莎拉生于1914年10月7日；三女玛丽戈特1918年11月15日出生，仅3岁就夭折了；最后一个孩子生于1922年9月15日，取名玛丽。成长起来的4个孩子跟随丘吉尔夫妇从克伦威尔路41号搬回到埃克利斯顿广场33号，而后又搬到苏塞克斯广场2号。在得到几笔遗产和签订了几份写书合同之后，丘吉尔于1922年9月买下了肯特郡韦斯特汉姆附近的恰特韦尔庄园和地产。在这块大约300英亩的土地上，有一条小溪流过一道小山谷，还有一处小湖泊，周围是肯特林带，风景秀丽，环境宜人。丘吉尔花了近两万英镑对原有的房屋进行了改建和扩建，此后全家就一直住在这里。当然，丘吉尔在政府任职期间，全家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住在唐宁街11号，但在休假时全家总是回到恰特韦尔庄园小住。丘吉尔喜欢在庄园里从事各种劳动作为身体锻炼。他有时也去游泳、打猎和打马球，同时仍然坚持着绘画的爱好。在从政余暇，丘吉尔还继续进行着浩大的写作工程，于1927年和1929年先后出版了《世界危机》的第三卷和第四卷，使他赚了一大笔稿酬，也为他带来了大量的赞誉和批评。

    尽管作为政府重要大臣的丘吉尔工作极为繁忙，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愿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在他们小时候，他扮作“大猩猩”与孩子们捉迷藏；等他们稍大一些，就和他们一起开化妆舞会；后来又吸引孩子们参加成年人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同客人们谈话。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带孩子们去欧洲大陆旅行度假。丘吉尔对儿子伦道夫更是着意培养，送伦道夫进了伊顿公学读书。1927年，丘吉尔带伦道夫又一次到欧洲旅行。他们在地中海观看了海军演习；在希腊非正式地拜访了政府大臣；在梵蒂冈受到罗马教皇的召见；在意大利还觐见了国王，拜会了墨索里尼。

    当这次从财政大臣的职位上卸任后，丘吉尔固然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也有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等7月里作了喉部手术的克莱门蒂娜一痊癒，即决定带着伦道夫到加拿大和美国旅行。和他们一道去的还有他的弟弟杰克和杰克的儿子约翰尼。丘吉尔在旅途中写给比弗布鲁克的信中说：“离开了英国，大有一种卸掉令人厌倦和困恼事务而无官一身轻的感觉。”他们先乘船抵达加拿大的魁北克；在8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版点校本《叶适集》。参见“文学”、“伦理学”中的“叶适”。，换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副总裁提供的一节专用车厢，他们作横跨加拿大的漫游。9月，他们一行进入美国，受到美国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金融家巴鲁克的盛情款待。在加利福利亚州，他们住在报界巨擘赫斯特的豪华府邸。在好莱坞，丘吉尔结识了天才的电影艺术家查理·卓别林。他对卓别林说，希望看到卓别林扮演拿破仑，甚至准备为卓别林写一个关于拿破仑的电影脚本。的确，丘吉尔对拿破仑有着特殊的崇敬之情。他的同事们长期以来注意到了他对拿破仑不同寻常的热情。他在海军大臣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尊拿破仑的雕像，他对鲍德温说过要写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专著，他还有着与拿破仑相类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以致于对他不满的人说他“骨子里……是独裁专横的”，“他以为他是拿破仑”，“摆出一副精神高度集中的高傲的拿破仑式的姿态”，等等。当然，丘吉尔最终并没有为卓别林写作关于拿破仑的电影脚本。告别了好莱坞，丘吉尔一行还到了纽约。10月19日，丘吉尔在白宫对美国总统胡佛作了礼节性拜访。半个月后，他们返回了英国，以便丘吉尔赶上下院的秋季会议

 １　下院中的印度之争

    在大选中失败后，保守党内部在各种政策问题以及党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导致了相互指责。保守党的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为了使该党关税改革的政策取得胜利，发起了“大英帝国改革运动”，并对鲍德温在这方面的退让给予强烈谴责。而丘吉尔出于与自由党实行政治联合的考虑，不赞成重新举起关税改革的旗号。丘吉尔在1929年7月下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曾表示希望自由党与保守党合作而不要支持工党政府。

    比弗布鲁克曾试图争取丘吉尔，但未能获得一致看法，两位老朋友就分了手。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宣布成立“大英帝国党”，并准备提出50名候选人与保守党争夺席位。鲍德温为了防止保守党的分裂，曾对比弗布鲁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声称愿意考虑有限度地征收食品税。虽然在与比弗布鲁克的谈判中，鲍德温一度有些反复，但后来迫于形势，他甚至走得更远了。

    9月在布朗利举行的补缺选举中，有相当一部分保守党选民转而支持大英帝国党的候选人。10月，在伦敦参加帝国会议的各自治领总理们宣称赞成实行帝国优惠政策。鲍德温在此期间发表声明，表示接受这一政策，主张对全部进口工业品征收关税。面对丘吉尔的反对，鲍德温所抱的态度是：“宁愿冒失去温斯顿的风险，因为这样做可以换取许多人的支持。”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国内政治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甚至大部分自由党人也开始接受了关税改革。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丘吉尔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几个月后，他也完全接受了包括对食品征税的整个关税改革计划。

    在关税改革已经不再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后，下院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印度的宪政改革。这一问题是由印度总督欧文勋爵提出来的。欧文勋爵名叫爱德华·伍德，是保守党下院议员哈利法克斯子爵的儿子，曾在殖民地事务部任过丘吉尔的副手。丘吉尔当时曾安排他到西印度各个殖民地进行访问并就有关情况提出报告。他后来成为哈利法克斯勋爵，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欧文勋爵认为——无论是科学实验还是神秘的内在之“醒悟”，都有重大意，应重申英国政府早在战前就已宣布的最终让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的政策，以缓和由甘地和尼赫鲁父子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对以约翰·西蒙为首的英国议会立法委员会草拟的宪政实施计划的抵制。他还提出召开“圆桌会议”，与印度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这些建议得到了麦克唐纳内阁以及鲍德温的赞同，但却受到了其他英国政界要人比如前印度事务大臣伯肯赫德和劳合·乔治的谴责和批评。刚刚从美国访问归来的丘吉尔也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文章说：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教纠纷所折磨的时候，无疑是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35，000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这一观点与丘吉尔以前曾主张的各殖民地实现“完全自治这一广阔的理想”并不矛盾，因为分歧点只在于实施自治的时机。在丘吉尔看来，是否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必须在不削弱英国的统治这一前提下决定。欧文勋爵在根本点上与丘吉尔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结论上则相距甚远。他写信给丘吉尔说：“请不要以为我似乎忘记了你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观点，或者认为我实际上与这些意见大相径庭，这里的问题一半是属于心理上的，同时也是一个伤害感情的问题。”欧文勋爵担心丘吉尔的说法会激起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情绪，因而请求保守党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尽可能“约束住温斯顿”。

    麦克唐纳首相在欧文勋爵的大力鼓动下，提出了一个印度自治方案。而丘吉尔则担心，“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为此利”之说，主张发展生产，限制消费；强调节用、节葬，非，他与支持这一方案的鲍德温分歧越来越大，直至“发生断然的决裂”。1931年1月27日，丘吉尔写信给鲍德温，宣布退出“影子内阁”。他在信中说：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需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

    丘吉尔认为，他有责任领导一场维护大英帝国“光荣与统一”的运动。他开始“以惊人的劲头联合保守党内外与他观点相同的人，竭尽全力摆脱鲍德温”。不幸的是，他的老朋友伯肯赫德因酒精中毒而患肝硬化，已于此前亡故了；而比弗布鲁克只对关税改革感兴趣。但是丘吉尔得到了许多保守党后座议员和从印度退休回国的文职官员的支持。丘吉尔成为上述人员组织的“印度帝国协会”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他在演说中认为，马上在印度实行自治，将意味着“或者是印度的专制主义……，或者是使残酷内战重新爆发”。他还发表声明说，“甘地主义及其他的所有主张，迟早会被制服，而最终将被粉碎，试图用猫肉来喂老虎是不会使其心满意足的”。

    丘吉尔的言论在英国和印度都引起了强烈反应。麦克唐纳说：“彻头彻尾都是有害的……，除了表达帝国政府及其属下的人民之间那种已经陈旧过时的关系之外，毫无别的内容。声明对现代每一个政治运动都闭眼不见，在对那些要在政治事务及抱负方面我们需要加以启蒙的人民方面，表现得固执傲慢。”在印度化史学家福科（MichelFoucault，1926—1984）在文化史的，丘吉尔的声明对印度国大党拒绝参加圆桌会议而发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无异于火上浇油。甘地和尼赫鲁父子号召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当局开展的广泛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迭起，导致了英国当局对甘地和尼赫鲁父子的监禁。后来英国政府决定释放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以便甘地等人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代表出席伦敦会议；同时宣布取消某些限制性措施。而印度国大党同意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丘吉尔对事态的演变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选区发表演讲说：“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缽僧身份登场了，半裸着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尽管丘吉尔的观点在保守党内有不少支持者，但保守党的下院议员们并不想因此而改变领导人。相反，由于保守党内部反对鲍德温的人之间缺乏一致性，也由于工党政府因国内经济不景气而日趋不稳定，使鲍德温的地位反而有所改善。本届工党政府的任期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工党执政期间，英国的财政收入逐年减少，而失业人员及其需要的救济则逐渐增加。为了减少经费开支，1930年工党政府通过了《保险金需求量检查法》和《保险金发放纠偏法》，压缩了失业津贴，也加深了工人群众与工党政府间的矛盾。1931年3月，工党政府又被迫成立了以乔治·梅爵士为首的探讨缩减公共开支可能性的委员会。7月，该委员会报告说，国家财政状况的迅速恶化，将导致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将出现较大的赤字。8月，国家财政状况继续恶化，麦克唐纳内阁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准备用一系列经济措施来对付危机；同时，麦克唐纳政府希望纽约的银行家们对英镑地位给予支持；但这些银行家们提出的全面削减财政预算的条件未能被麦克唐纳的内阁同僚们接受，这样，麦克唐纳只能选择辞职。

    面对迅速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此时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党出面组阁都难以应付极其困难的局面。英国需要一个多党联合政府，同心协力，相互支持，实施一些不受欢迎的经济举措共度时艰。国王在同保守党和自由党领导人进行磋商后，“委托麦克唐纳先生组织一个超党派的举国一致内阁”。

    早在工党政府辞职之前的7月中，丘吉尔鉴于形势就曾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他分别与劳合—乔治和麦克唐纳讨论过此事，但当时未得出明确结论。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后，丘吉尔却未能被邀请入阁，他不得不在下院中回到过道后面去级利益的反映，唯心主义是保守、没落阶级利益的反映，但，成为“后排议员”。尽管他后来表白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但是无庸置疑，这显然是丘吉尔感到灰暗的一段时光。

    以麦克唐纳任首相的联合政府得到了鲍德温和整个保守党的支持，也得到了以赫伯特·塞缪尔和约翰·西蒙为首的自由党两大派别的支持，“但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只得到七八个人的支持”。丘吉尔并不反对联合政府，但他发现，“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制止住金融危机。当我从国外回来时，发现在势必举行的大选行将到来之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

    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本来反对马上举行大选，试图在新的大选改变政治格局前能够重整自由党，但由于他长期卧病在床，无力视事，自由党的党务由塞缪尔主持。在麦克唐纳和鲍德温的坚持下，塞缪尔作了让步，同意尽早解散议会。从此以后，劳合—乔治“就成了一个没有党派的领袖，孤寂地坐在后座议员席上沉思着”。

    在新的大选中，丘吉尔在自己的选区毫不困难地战胜了自由党和工党的对手，以35956票的高票数当选。保守党在全国也取得了相类似的胜利，获得了447个议席。而工党的席位大幅度地减少，只剩下了可怜的46席。从总的情况看原子论又称“原子唯物主义”，由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和，联合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拥护。但由于工党地位的削弱，尽管麦克唐纳保留了首相地位，实权其实操在保守党领袖、副首相鲍德温手里。到1935年5月，年老体衰的麦克唐纳退休后，鲍德温就顺理成章地继任了首相职务。

    无论是麦克唐纳还是鲍德温担任首相，他们都不愿让丘吉尔成为自己的同僚。丘吉尔很有些瞧不起麦克唐纳，他不仅不留情面地在下院攻击工党的政策，甚至到了对首相本人尖酸刻薄的地步。有一次丘吉尔在下院这样说到麦克唐纳：“我想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人想带我观看著名的巴尔奴姆马戏团的演出……，节目单中有一个我最爱看的节目，名字叫‘没有骨头的恶魔’。可是我的父母认为，观看这样的演出，对孩子的刺激太大了，并且可能败坏道德。我不得不等了五十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没有骨头的恶魔’。”麦克唐纳固然在政治上没有骨气且优柔寡断，但他对于丘吉尔如此刻毒的话也决不会宽恕。至于鲍德温，对于丘吉尔的争强好胜甚至喧宾夺主仍然记忆犹新。他在第一次任首相时就曾抱怨说：“有温斯顿出席的政府会议无法按议事日程进行审议工作，因为丘吉尔总要额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不仅涉及他本人领导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别的什么部。”鲍德温那时就曾私下对朋友们说过，假如他再有机会组阁，就不会再考虑吸收丘吉尔，因为丘吉尔难以与人共事，会在政府中产生消极作用。现在看来，鲍德温倒真是说到做到了。

    丘吉尔此时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没有更多的事情好做。1931年12月，他再次赴美国进行演讲旅行。但是他刚刚到达纽约不久，就不幸遇车祸受伤。那是12月13日的上午，丘吉尔应老朋友巴鲁克之邀到纽约第五大街他的家中去作客，在横穿马路的时候，丘吉尔忘记了美国的交通规则与英国左侧行驶的规则完全相反，他习惯性地向右看，结果正好被左侧急驶而来的汽车撞倒在地，骨头虽然没断，但内脏严重出血，还有许多外部擦伤。丘吉尔此时神志尚清醒，还向警察说明这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责任不在司机。他被送进了位于第76大街上的诺克斯—希尔医院。在向这家私人医院证明了自己肯定有支付能力之后，他的伤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在医院只住了8天，他就出院了。

    丘吉尔的不幸事件在美国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反而为他的演讲旅行作了免费广告宣传，许多美国新闻记者来采访他；许多美国报纸都刊登了丘吉尔同前来道歉的肇事司机的合影照片。丘吉尔还为美国《柯里尔》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我在纽约的一次不幸遭遇》的文章，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丘吉尔增加了2560美元的收入。

    此后丘吉尔在美国的演讲旅行，除了因他在印度问题上的观点曾引起了一些麻烦外，基本上是顺利和愉快的。丘吉尔发现，美国听众“并不是没有兴趣、注意力和好脾气，因而，他们能够倾听长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讲”。1932年3月，丘吉尔回到英国。当他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后，他发现以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为首的英美两国的老朋友们筹资为他购买的珍贵礼物、一辆价值2000英镑的豪华小汽车正恭迎他的归来。在这一年的其他时间里，丘吉尔的主要精力用于为报纸撰稿和进行写作他的著名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传记的准备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恰特韦尔，只有下院讨论他感兴趣的议题时，他才到威斯敏斯特去，而且是发言完了就走。反对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曾极为不满地评论道：“他霸占了这个议院的一个席位，似乎就有权走进来、发表演说、出去和离开议会，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俨然是万能的上帝在说话……，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从来不听任何人的发言。”这一谴责在下院中引起了较普遍的同感，但并未能使丘吉尔的行为方式有所改变。

    1933年3月，联合政府公布了建议通过选举成立印度联邦政府的白皮书。上院和下院的联合选举委员会对各项提议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报告。在下院就白皮书提出的建议举行辩论时，丘吉尔发表了精心准备的演讲，他仍然坚持过去早已表述的观点，把建议中的联邦说成是“一种使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感到吃惊的骇人听闻的自我摧残行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等反对派认为，联合选举委员会过于偏向联合政府，因而提议从该委员会的32名成员中去掉其中的6位内阁成员。

    这一动议虽然被以209票对118票的比数否决，但如此高的反政府票数表明了反对派拥有的广泛基础以及力量的增强。

    反对派在院外也尽可能地利用报纸动员国内舆论，以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在当年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上，反对派同样显示出不容小看的力量，仅以189票对165票遭到否决。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还成立了“印度保卫同盟”，广泛吸收保守党的普通成员，并制作了象征团结一致的会徽。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在青年帝国协会的会议上，为争取反对白皮书的投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克莱门蒂娜也在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妇女咨询委员会上作了反对白皮书的发言。

    鲍德温一方面发表演讲回击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对政策进行修正以减少阻力。在1933年6月的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上，以838票对356票通过了一项赞成白皮书政策的修正案。10月，在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反对派再一次以737票对344票被击败。丘吉尔以豁达的态度对待失败，他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说：“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和获得解决后……，我们将再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在1934年中，反对派仍然为否定政府的印度政策而努力抗争。但是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的大会上以1102票对390票采纳了改革建议的各项原则后，实际上就结束了反对派院外集团的反对活动。议会内部的较量，也在联合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被采纳，法案通过三读之后宣告结束。

    在英国对印政策问题上，丘吉尔显然存在着谬误和偏见。他已有30多年未去过印度，因而对那里的情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无知，也导致了他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偏激情绪。比如他关于印度问题的声明中说：“印度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聚居着许多民族的大陆。能与印度相提并论的是欧洲，但欧洲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印度是一个地理上的抽象概念……，这种维系印度存在的观念上的统一，完全是通过英国在印度的中央集权政府才体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印度的唯一通用语言——英语。”这显然是一副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腔调。但丘吉尔也有正确的一面。他预言一旦英国政府从印度次大陆撤出，当地的各个教派势必发生危险的冲突。这一预言在其后的历史岁月里不断被证实。1947年发生了对立教派间的血腥屠杀；其后又有过多次印巴战争以及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之间的民族纠纷。同时，尽管政府关于印度自治的法案得以通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合政府并没有完全获胜。对印度宪政改革进行的长期抵制，使得印度新宪法的颁布推迟了几个月，也使印度直至1939年二战爆发时仍未能成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霍尔和欧文认为，他们提出的立宪制度能够维护一个统一的印度，是丘吉尔使这一机会白白失去了。但巴特勒勋爵对穆斯林是否会接受这一制度持怀疑态度，而后来学术界的研究进一步使怀疑得以确认。

    1935年6月7日，鲍德温第三次出任首相。他对内阁只作了小规模的调整，仍然没有考虑给丘吉尔安排任何职位。看来这位首相再也不愿意让难于对付的丘吉尔闹得内阁不得安宁。此时已满60岁的丘吉尔似乎很难指望重返政府中去了。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看来，在1935年丘吉尔还是个没有前途的人。”

 ２　写作生涯

    难以重返官场的丘吉尔在其下野之后，早已开始了靠为报刊杂志撰稿和写书出版来谋生的生活。1930年中，他为《每日电讯报》等报刊杂志撰稿40余篇。6月，他在牛津大学的罗曼尼斯讲座中发表演讲。这篇题为《论代议制政府和经济问题》的演讲后来还出了单行本。9月至10月间，《新闻纪事》连载了他的《我的早年生活》。这本早年生活的回忆录于10月出版发行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好评如潮。直到他晚年，他还自认为这本书是“我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

    1931年，丘吉尔为报刊杂志撰稿的数量有增无减。此外，他还出版了《世界危机》的节略修订本，增写了《马恩河战役》一章。后来他又增写了《世界危机》的最后一卷《东方战线》，出版后被认为“很有趣，文学性很强，足以达到《世界危机》一书其他各卷的水平”。为了配合对政府印度政策的批评，他出版了自己的演讲集，题为《印度》的小册子。由于罗瑟米尔勋爵的儿子和继承人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在印度问题上与丘吉尔观点相同，所以这一时期丘吉尔的文章大多都在他控制的《每日邮报》上发表，丘吉尔的作品也都由他的出版公司出版。

    1932年中，由于车祸和伤寒病的影响，丘吉尔的作品数量有所下降。他于11月出版了题为《随想与奇遇》的书，书中回顾了他经历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塞德奈街之战”和“与克列孟梭在一起的日子”等，也展开了一些对重要政治问题和未来的思考。此外，他还就自己的业余爱好写了一篇题为《作为消谴的绘画》的长文，后来也出了单行本。这年年底到1933年初在《世界新闻》上连载的《世界伟大故事复述》，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唐·吉诃德》等12篇文章，其实是由他的秘书埃迪·马什代写的。

    在三十年代的头几年，丘吉尔还着手进行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就是从事对他的著名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传记的撰写，此事得到了巴尔弗和罗斯伯里的关注和支持。丘吉尔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拟定了写作计划识，但不具有普遍性、必然性。例如此花是红的。，与专攻17世纪历史的历史学家基思·费伊林进行了详细讨论，军事专家R·P·帕克南—沃尔什上校为他查考了马尔巴罗公爵经历的各次战役的详情并帮他绘制了多幅战争形势图，他请刚刚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的优等生莫里斯·阿什雷为自己收集和整理有关的各种资料。为了获得真切感受，丘吉尔还亲自赴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古战场遗址参观考查，访问了拉米伊、奥登纳德和布伦海姆。由于在古战场遗址喝了脏水而引起伤寒病，使丘吉尔的写作进度有所耽搁，但他还是在1933年10月写完并由哈拉普公司出版了《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一卷。

    丘吉尔原计划用两卷的篇幅完成这部著作，但随着材料的增加使原计划得以扩充，最后成为总计100万字的四卷巨著。该书第一卷从马尔巴罗公爵的出身写到1702年，主要写传主的早年生涯；第二卷自1702年至1705年，主要写从荷兰到多瑙河的进军和布伦海姆之战，于1934年10月出版；第三卷自1705年至1708年，记叙了拉米伊和奥登纳德战役的进程，于1936年10月出版；第四卷则总结了马尔巴罗的生平功过，1938年9月出版。

    在这部传记中，丘吉尔对自己的祖先不吝笔墨地进行讴歌，同时有针对性地反驳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对马尔巴罗公爵的猛烈抨击。在麦考利的笔下，尚未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约翰·丘吉尔是“靠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给的不光彩的赏钱过日子”的，“他置身于那些靠情夫发财致富的贵夫人包围之中，在很短时间内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然而却往往得不到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欢心。有一天，约翰·丘吉尔和公爵夫人在一起时被国王看见了，他吓得跳窗而逃。约翰·丘吉尔这一冒失的献媚举动，得到公爵夫人5000英镑的赏钱，勤俭的年轻人马上用这笔钱购买土地出租，每年收入500英镑。”麦考利还指出，约翰·丘吉尔“在20岁时靠自己的仪表不俗和富有活力赚钱；到了60岁时则靠自己的才能和荣誉赚钱”。此外，麦考利还指责约翰·丘吉尔有变节行为，背叛了詹姆斯二世国王，而给敌人通风报信。丘吉尔在自己的书中对麦考利进行了“接连不断的谴责”，甚至指责麦考利撒谎。他写道：“我们可以指望真理会很快战胜谬误，并在麦考利时髦的燕尾服上写上‘撒谎人’几个字。”

    一些历史学家如特里维廉教授和理查德·洛奇爵士并不同意丘吉尔这种矫枉过正的作法，但也给予了他一些肯定。洛奇爵士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评论说：“富有经验的评论家可以满有信心地说，很少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处理长达50年的一段历史时，能够使史实错误达到如此少的程度。”军事史家利德尔·哈特评论道：“对一个在军事史王国遨游的人来说由必然性而产生，否认偶然性的存在，宣称偶然性是人们无，从狭隘的观点看，这通常是一个单调乏味的领域，但丘吉尔先生的著作问世，就好像卡塞尔山上的明灯，升起在佛兰德平原之上。”

    最权威的评价来自于20年后的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1953年由该院院士S·席瓦兹宣读的授予丘吉尔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多处涉及对这部传记的评论。席瓦兹院士说：“在他关于祖先马尔巴罗的伟大作品中，丘吉尔写道：‘说话容易且多，大事难做且少。’是的，伟大、生动、说服力强的语言也是难说且少。但丘吉尔已证明了话说得好也是成为伟业的特性之一。……

    “即使那些沾满了灰尘被封存在档案里多年的老战役，丘吉尔写来也能照样清晰可爱，特里维廉①巧妙地描写了马尔巴罗战役，而在幻想力方面，恐怕丘吉尔的描写还要略胜一筹。如布伦海姆战役，读者神魂颠倒地追随血腥激战的场面，看见了炮弹在密集的广场中炸出一道道弹痕，也为迅捷的骑兵出击和肉搏战中的步兵所倾倒。他放下此书的写作，半夜会吓出一身冷汗，做着自己排在英国皇家骑兵的第一排，一动不动地站在堆满被枪炮打死打伤的‘人山’中的恶梦。……——

    ①特里维廉（G·M·Trer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之一学院院长。

    “他写杰出的《马尔巴罗传》（1933—1938）一书，是由于马尔巴罗一生的事迹与丘吉尔本人十分相似，都是敢于攻击那些毁谤其祖先的人。我不知道史学家们如何看待他攻击麦考利一事，但麦考利敢于痛骂这位马尔巴罗大将军，骂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发自内心，也实在令人钦佩。

    “其实马尔巴罗的传记，不仅仅是一连串栩栩如生的战争场面，也是一位政治家兼战士的辩护词；对他谜一样的独特人格，更作了透彻研究，可见丘吉尔除了上述的许多能力之外，还善于刻画人物。”

    但是也有的评论家认为，丘吉尔的叙事技巧以及对麦考利的批评都是次要的。这部传记的最大价值，在德斯蒙德·麦卡锡看来，在于“丘吉尔先生的书，对于任何一个旨在掌握国家事务，或者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在公职中处于负责地位的人说来，是有教育意义的”。

    1933年初，丘吉尔同出版商卡塞尔签订了写作《英语民族史》的合同。这部书到“二战”爆发时已写出了50万字的书稿并打出了清样，但由于战争的冲击，被迫束之高阁，直到1956年才由卡塞尔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卷；1958年3月出齐4卷。

    1936年，《世界新闻》连载了丘吉尔的题为《我们时代的伟人》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第二年汇编为《当代伟人》一书，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从1936年至1938年间，丘吉尔还就国际事务定期在《夜旗》，而后又转至《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还以报业辛迪加方式在25家欧洲报刊上同时发表，并于1939年汇编为题名《步步紧逼》的书，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此外，他在1932年至1938年期间就防务和外交政策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由他的儿子伦道夫编辑成《军备与盟约》（美国出版时改名为《英国仍在沉睡》）一书，于1938年6月由哈拉普公司出版。

    丘吉尔的写作方式很独特。他要求助手们提供各种原始资料和有关参考书，经过自己阅读、消化，在头脑中梳理成章后，再口述出来由秘书打印成稿。如果对稿子感到满意，他就交给出版者，先印出6份校样，分送给有关的朋友或顾问们征求意见。在听取意见加以修改后，稿子会有较大改动，直至定稿后才送交出版。因此丘吉尔的书常常篇什甚巨，并且带有明显的修饰的痕迹。

    他写作的大量文章和书籍，为他带来了极高的酬金。据他的秘书菲力斯·莫伊尔估算，他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收入约10万美元（约合2万英镑），这比他担任政府大臣时的薪俸要高得多。

    尽管丘吉尔从写作活动中得到了“大量收入”，但他还是常感拮据，甚至有时迫不及待地催讨稿酬。因为他不仅在恰特韦尔庄园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家庭花费也很大。克莱门蒂娜为自己添置新装颇需用度，他们的子女、尤其是儿子伦道夫花钱的大方程度也不比父母差。丘吉尔的长女黛安娜在1932年12月她23岁时，嫁给了南非采矿业巨头艾贝·贝利爵士的长子约翰·米尔纳·贝利。丘吉尔向这对新婚夫妇赠送的礼物是“一张支票”，上面开的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黛安娜于1935年离婚并很快再嫁给年轻的保守党议员邓肯·桑迪斯。此人与布伦丹·布雷肯一起成为丘吉尔在下院的坚定支持者。次女莎拉从事舞蹈学习，在成为阿德尔菲剧院的青年歌舞演员后，爱上了演喜剧的青年犹太演员维克·奥利弗。1936年圣诞节前，在奥利弗放弃奥地利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后，丘吉尔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并接纳奥利弗进入他们的家庭。未成年的小女儿玛丽仍然与丘吉尔夫妇生活在一起。

    丘吉尔的绝大部分时间在恰特韦尔庄园度过，但他经常外出旅游度假，有时也带着孩子和朋友们一起去。他在这些年间曾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巴勒斯坦、西班牙、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地区。

    在不外出的日子里，丘吉尔则越来越多地与他的政治追随者们呆在一起。与他来往最为密切的是布伦丹·布雷肯、林德曼教授和邓肯·桑迪斯等人。已经庆祝过60大寿的丘吉尔发现自己仍然身强体健，对政治生活仍然充满了激情。虽然他暂时还看不见出路，但他心中并不绝望。他曾说道：

    “我必须承认我具有一种乐观自信的气质。尽管我看到事情的阴暗面是如此严重，但奇怪的是，当我每天早晨醒来，新的希望与力量又重新凝聚。我强烈地相信，英国人民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有一种预感，时间将给予他们弥补以往的过错和疏忽的机会。”

 ３　光荣的孤立

    丘吉尔的预感并没有错。历史正在为它的伟大儿子酝酿机遇，而丘吉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合着历史的发展趋势。他就战争的危险向世人发出的无休止的警告，虽然在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重视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绪，但历史将很快证明丘吉尔的正确性，并将因此而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辉煌顶峰。

    丘吉尔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校，曾在部队中服役过较长时间，参加过多次战争，又担任过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通过这些经历和磨炼，使他对于战争具备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惊人的敏感和预见。他似乎一直扮演着一位上帝派来的使者，不断地向人们发出警告性的战争预言。

    早在1925年，他就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的技术发展作出了高瞻远瞩的预见。而不幸的是，这些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灾难。他写道：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种简便易行的方法”（马克思语）。产生于17—18世纪英法等，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在丘吉尔于1928年写成的《战后》一书中，他对“一战”结束后的某些情况和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深刻的思考，并怀有极大的担忧，此时他“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他写道：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化学一些重要范畴、定律、理论（如元素、原子、元素周期，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必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漂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丘吉尔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为“后座议员”，但他仍然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1932年夏，当他前往巴伐利亚等地考察马尔巴罗公爵曾经征战过的古战场时，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偷偷地重整军备的事态十分关注。他写道：

    “当我们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在国内掀起了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狂潮，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亦愈演愈烈。丘吉尔又是最早对这个纳粹新政权的罪恶进行谴责的人之一。

    他写道：

    “我们以吃惊和忧伤的心情看到：残忍的暴力和好战的狂热甚嚣尘上，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无情的虐待，仅以种族为藉口而拒绝对文明社会为数众多的个人提供正常的保护。”

    正当希特勒德国秘密地或半公开地破坏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起来之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却迫于财政危机，在议会下院大力鼓吹裁军，并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裁军建议。同时，对于坚定地保持强大的陆军的法国进行抨击。

    1932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的议案，还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以废止两类的新划分方法，其中荒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罪恶的范畴”，以便“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

    丘吉尔在辩论中对此尖锐地予以驳斥：

    “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150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就在这次辩论演说中，丘吉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了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4月，丘吉尔在议会发言中说得更加明确：“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1933年秋，和平主义在英国泛滥，和平的热望鼓动着不明真相的大多数英国民众。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支持。在牛津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拥护学生俱乐部作出的“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著名决议。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关于废除这一决议的动议付诸表决时，却被压倒多数的票所击败。在当年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9000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10000票以上。当选的工党议员威尔莫特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工党和自由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要英国裁军。

    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丘吉尔一天也没有放弃反对裁军和提醒存在战争危险的呼吁。1934年3月，在下院讨论军事预算的辩论中，丘吉尔指出：

    “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武装起来了。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一天，而且也许为期已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

    丘吉尔指出，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在世界上只占第五位，仅为法国空军实力的一半。而新的空军预算中1934年的开支仅有13万英镑，这点可怜的经费是远远不够的。丘吉尔要求掌握实权的鲍德温采取行动加以弥补，鲍德温答复说：

    “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到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

    鲍德温的保证是庄严而明确的，但可惜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付诸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为了应付丘吉尔的警告和批评。因为直到1934年年底，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

    对于麦克唐纳政府的裁军滥调，丘吉尔不断地在下院进行抨击。他援引自己2月7日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说，德国纳粹势力重新武装德国的要求是无休止的，如果满足了他们扩充陆军的要求，他们必将继而提出扩充海军。人们绝不能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的历史教训。1914年，德法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可是在那年7月的一个下午，德国大使突然到法国外交部，宣布战争将马上开始。

    丘吉尔提醒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

    在对历史以及现实情况深邃洞悉的基础上，丘吉尔要求下院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其一，在陆军方面，像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应该重新取得设计自由。其二，应该立即废止伦敦条约，因为它妨碍英国建造所需要的舰只，并阻止美国建造巨型战列舰；同时也因为伦敦条约国之一的日本已违反该条约，决定恢复造舰的自由。其三，在空军方面，应该建立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

    1934年3月14日，丘吉尔在议会的发言中说：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

    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1934年7月13日，丘吉尔在发言中说：

    “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继续不断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丘吉尔认为，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法西斯独裁，甚至比军事独裁还危险得多。因为那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者，为了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很可能会对外进行冒险，使全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1934年7月20日，英国政府为了加强皇家空军的实力，提出了在5年内扩充41个中队或大约820架飞机的提案。但是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在下院提出了对这一杯水车薪的提案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动议。工党的动议中说：“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于承担了新的国际义务，也非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竟然采取扩军政策，这必定损害国际裁军的前景，并将鼓舞危险而浪费的军备竞赛的复活。”工党领袖艾德礼在发言中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

    自由党也提出了自己的提案，表明拥护这个不信任动议。

    自由党的提案如下：

    “本院鉴于世界各国又有进行军备竞赛的趋势，深为忧虑；事实证明，军备竞赛总是战争的先兆。除非裁军会议已告失败，除非有确切的理由，本院对我国扩充军备将不予以通过；至于提议在空军军备上的二千万英镑额外开支，因不符合这些条件，本院拒绝同意。”

    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爵士在发言中说：“德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并无迹象表明我们现有的空军实力不足以应付目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

    而丘吉尔这个被排斥在政府之外的人，却以政府辩护人的姿态发言敦促重整军备。他对反对派以极其轻率的态度提出不信任议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和平主义的舆论专政“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丘吉尔的发言，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欢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工党的不信任动议最终由于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了。

    1934年11月28日，在下院的冬季会议上，丘吉尔代表几位老资格的保守党后座议员，提议在议会的答辩词中加上“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的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等内容。丘吉尔在发言中断定，“到1936年年底，德国空军将超过我们约50％，到1937年年底它几乎就会增加到我们的一倍”。

    鲍德温立即针对丘吉尔的发言进行反驳，他说：“说德国很快就和我们有同等实力，这不是事实。……德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制造军用飞机，但它的真正实力还不到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实力的50％。至于讲到今后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空军计划，不加快步伐，而我们照目前核准的速率，并继续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德国的空军实力，决不会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照我们的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超过他们近50％。”

    但是无情的事实很快就揭穿了鲍德温的谬误，而且消息来源于希特勒本人。1935年3月底，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艾登访问了德国。在一次会见中，希特勒亲口告诉他们，德国的空军实力已与英国相等。英国政府于4月3日公布了这一情况。

    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指出，即使到了这种地步，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措施”。他主张英国和欧洲的法、意以及其他渴望和平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利用国际联盟的权威，建立各种防卫力量，形成“集体安全的庄严结合”，“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我们可以过着安静太平的生活，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下院的议员们都认真地倾听着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信服和重视他的警告，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他感到这是“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许多保守党议员原来指责丘吉尔危言耸听，此时却又因他们所信任的领袖鲍德温被丘吉尔逼入困境而迁怒于他，使他陷于“光荣的孤立”之中。直到5月22日，鲍德温才在下院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检讨。他承认：“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他就人们对空军部备战不力的批评重申道：“不管什么责任，我们都十分愿意接受批评。这不是某一个大臣的个人责任，这是整个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全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

    鲍德温不愧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摆脱了被动局面。许多议员和政府官员为鲍德温的坦率发言所感动，“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但正如丘吉尔嘲讽的那样：“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在三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希特勒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从偷偷地进行到半公开直至明目张胆地以寻衅的姿态向全世界挑明，使德国完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从而拥有36个师团共55万陆军，相当于英国2C3的空军并具备了很快超过英国空军的潜力，海军的实力也已达2．6万吨。而在此期间英国却一直唱着裁军的高调，军备废弛，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甚至已经落后。以至于在几年之后，当精通《圣经》的英斯基普爵士于1936年3月被任命为国防协调大臣时，他引用《圣经》中的一个生动比喻，把他就任前的那段时间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４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形势的发展迫使政府和议会对重整军备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丘吉尔除了在下院发表敦促重整军备的演讲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直接而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加强空防力量的工作。1934年夏，丘吉尔的密友、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指出防空科学研究方面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9月，丘吉尔和林德曼专程从戛纳赶到鲍德温度假的埃克斯累班，要求政府成立高级负责机构研究这一问题。后来他们又请奥斯汀·张伯伦出面，与丘吉尔联名给麦克唐纳写信提出此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成立了空防研究委员会，附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

    丘吉尔于1935年6月7日也在下院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作了说明。他说：“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丘吉尔认为，一旦发明了某种可以较容易打下来袭敌机的地面装置，就可以大大增强人民的安全感，鼓舞士气，所以，“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如果考虑到这一提议是在以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四年多提出来的，就应该说，丘吉尔关于军事技术发展方面的预见是相当敏锐的。

    1935年6月，鲍德温出任首相后，起用菲利普·坎利夫—里斯特爵士取代伦敦德里任空军大臣，然后邀请丘吉尔参加空防委员会。丘吉尔要求保持自己对政府防务进行批评的自由权利，鲍德温答复说：“我的邀请，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对老同事的友好表示。”丘吉尔提出林德曼也必须至少成为技术小组成员的要求也被同意了。于是，丘吉尔参与了该委员会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英国建成了海岸雷达网，在以后的空防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以后几年中，丘吉尔与海军部也保持了一种密切的联系。海军大臣霍尔爵士准许海军部的官员们可以自由地与丘吉尔讨论海军部的各项事务。丘吉尔就战列舰的建造和大口径炮的安排问题都发表了极有见地的意见，为增强海军实力作出了贡献。

    在1935年中，还发生了一件影响世界格局改变的大事，被丘吉尔称为世界和平又受到的“第二次重大打击”，这就是继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意大利又投到了德国方面。事情起因于意大利对非洲小国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埃塞俄比亚原称阿比西尼亚，是阿姆哈拉族人建立的国家。十九世纪中叶它遭英国人入侵；该世纪末又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在1896年3月爆发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人被击败，被迫签订和约，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此时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为了提高威望，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心不惜代价冒险入侵埃塞俄比亚。整个夏天，意大利的军运船队源源不断地通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将大量军队和军需品集中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边境一带。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世界舆论和英国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认为，英国可以同国际联盟一起去反对意大利，但是他“坚决劝告”有关大臣不要使英国在反意斗争中起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突出地步在前面。

    因为丘吉尔一方面“感到德国的可怕和我国国防力量的减缩”，另一方面认为意大利在“一战”中是主要的协约国之一，与英国“是有老交情的”，“当我感到反抗纳粹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

    鲍德温政府同意丘吉尔的基本看法，但鉴于国内民众的情绪，政府于1935年8月24日发表了将履行条约和国际联盟决议中规定的义务的声明，声称要支援埃塞俄比亚。丘吉尔对此很不满意，他立即写信给外交大臣霍尔爵士，提醒他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随后在给奥斯汀·张伯伦的信中又说：“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但是政府的这一措施却赢得了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鲍德温的威望得到了空前提高。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鲍德温决定在秋天举行竞选，不久即宣布解散议会。此时，英国的经济状况正逐渐从不景气中复苏，失业水平已有大幅度下降，因此政府得到了选民们的支持。投票结果表明，反对派只得到少数席位，而政府仍保持了多数议席432席。

    丘吉尔在埃平选区获得了支持保守党的全部选票，以34849票当选。丘吉尔认为，他与政府之间在印度政策上的矛盾因为印度法已获通过而得到了解决，这排除了他进入政府的障碍。他本人也因为德国的威胁日甚一日，很想抓军事机构的工作。正好此时海军大臣一职空缺，这正是丘吉尔最想干的。当时社会上也盛传丘吉尔将重返政府担任海军大臣，但是鲍德温并无意起用丘吉尔。早在鲍德温刚刚取代麦克唐纳担任首相时，他曾就起用丘吉尔一事征询过《泰晤士报》主编道森的意见。道森认为，丘吉尔在保守党内不受拥护，而且“特别在对外关系和防务问题上升为主要问题时，是一个破坏性力量”。此次大选结果一经公布，鲍德温“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无意要丘吉尔参加政府。丘吉尔感到十分沮丧，不等议会开会，就带着画具到温暖的西班牙和北非一带旅行去了。

    1935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鉴于国际联盟各国的有限制裁措施未能有效地阻止意大利的侵略，遂与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商定了一项由意大利与海尔·塞拉西皇帝瓜分埃塞俄比亚的妥协方案。12月9日，英国政府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于13日将方案全文提交国际联盟。这立即在英国国内激起了一片反对的浪潮；鲍德温的威信也因此而受到极大损害。鲍德温为挽回恶劣影响，决定让霍尔辞职，并放弃了这一方案。12月22日，鲍德温任命安东尼·艾登担任外交大臣。当这场风波发生时，远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丘吉尔曾想马上回国，但他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回去找鲍德温的麻烦，因为那样可能会同时损害丘吉尔自己。丘吉尔接受了劝告，但事后又感到后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回想起来，我倒觉得应该回国。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势力作出决定和联合起来，从而结束鲍德温的统治。也许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领导下的政府也成立了。”在对待意大利的态度上，丘吉尔虽然从来不赞成英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得那么远，如倒退回去，其后果是严重的”。在丘吉尔看来，由于英国的胆力跟不上当时的局势，所以使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能够得逞，终于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如果当时英国采取断然措施，一定能够截断意大利到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通，在可能发生的海战中也一定能够获胜。而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个态度坚决的英国政府搏斗的。更为糟糕的是，意大利的胜利刺激了德国人的战争野心和对英国人的轻蔑。“墨索里尼虚张声势的恐吓居然获得成功，从这个事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旁观者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丘吉尔所说的旁观者，就是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在东方，还有日本人。

    意大利的胜利及其与德国形成柏林—罗马轴心，坚定了希特勒武力扩张的决心。他终于决定开始动手了。1936年3月7日上午10时，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向英、法、比、意等国大使宣布，德国建议订立在莱茵河两岸边界设非军事地带的25年公约以及限制空军的条约，并就东西方邻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但在仅仅两小时后，希特勒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莱茵兰地区。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地区所有的重要城镇。

    对于德国这一行动，英国居然有报纸这样说：“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10年或15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但是丘吉尔却深刻地看到了蕴藏在这一事件表象背后的巨大危险。他在3月26日才开始举行的辩论中说：“……我们确实看到人类的前途出现了最黯淡、最使人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

    “侵犯莱茵兰一事之所以具有严重性，是因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因此受到威胁。国务大臣提到德国甚至拒绝在谈判进行中停止建筑防御工事，我听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他们一定会在那里筑成一道防线，而有了这道有防御工事的防线以后，对欧洲的局势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道防线形成一道横过德国大门口的障壁，同时又使它可以从另外的门口任意地向东面和南面冲出去。”

    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进行信任投票时，丘吉尔又对整个局势的发展作了深邃的预见。他说：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莱茵兰驻了兵。现在，他有军队在那边，而且准备永久驻下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德国国内和所有邻近的国家，纳粹政权获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实还不止于此，德国现时正在或者即将在莱茵兰地区设防。设防当然需要若干时日的。首先，我们听说，德国最初筑的不过是普通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把野战工事逐步加强，使之十分完备，直到筑成为像兴登堡防线那样完美，包括有许多钢筑水泥堡垒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线。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知道野战工事同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从挖掉第一块草皮起可以一直干下去，直到最后筑成极其完备的防线。

    “我完全相信，德国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都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筑成尽可能坚固的防线。……面对法国边境有一条堡垒防线出现，这就可以使德国在这条战线上节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转而突破比利时和荷兰……一旦这些防御工事完成，随着工程日趋完备，中欧的整个形势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必须加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完工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不幸的是，丘吉尔的上述警告性预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都陆续地并且是迅速地变成了现实。

    骤然紧张起来的局势，使鲍德温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于是政府决定新成立一个协调各军事部门的部。关于该部大臣由谁担任，曾经考虑过经验丰富的丘吉尔。奥斯汀·张伯伦认为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并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表示过，丘吉尔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鲍德温最终却任命已年近60岁、对高级军事管理工作缺乏经验并从未在内阁中任过职的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国防协调大臣。历史学家泰勒曾就此写道：“人们认为这次任命是继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委派自己的马执政之后的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保守党之所以任用英斯基普而不任用丘吉尔，原因在于前者是“一位最可靠的人”，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丘吉尔原来对得到这一职位抱有希望。此时却感到“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久经宦海沉浮的丘吉尔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甚至在辩论中更加平心静气，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鲍德温用尽一切权力来对付曾经不断无情揭露其错误的丘吉尔，是因为鲍德温不愿得罪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鲍德温自己能够在两届选举中过安定日子。丘吉尔对此看得很清楚，但他更懂得祸福相依、风云变幻的道理，所以他不仅仍然抱着希望，等待时机，而且认为“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丘吉尔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挫折时，甚至认为鲍德温帮了他的大忙。

    “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丘吉尔又重新以较大的精力投入写作。他把从凡尔赛和约起到当时止其间发生的全部历史过程列出一个大纲，准备写一本书。他甚至已写出了第一章。这一章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的一部分。此外他还于1936年底开始了《英语民族史》一书的写作。

    1936年6月6日，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战备工作的丘吉尔，以私人身份替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重新成立军需部，以保证战备物资的生产供应。但是直到1939年春，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车需供应部，也不准备对英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1936年11月12日，在下院对首相的答辩进行质询时，丘吉尔对疏于战备的政府和首相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1936年底，丘吉尔应邀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所作的一次秘密演讲中，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①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

    ①低地国家，指荷兰和比利时。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

    丘吉尔明确指出，这个国家不是陆军最强大的法国，而是法西斯德国。德国正在以其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德国的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样，独裁者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而这场战争的唯一目的，或者说德国取胜后的唯一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丘吉尔认为，“一战”时期发生过的情况现在又再次出现了；而要拯救面临战祸的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的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并挫败德国的霸权。

    丘吉尔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联盟这个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说：“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丘吉尔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概要地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英国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未来的霸主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同时，英国政府也应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

    在不停顿地对战争的危险发出有力警告的同时，丘吉尔也不断地为英国与法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而大声疾呼。他反复强调：“英国的安全是同法国的安全密不可分的。”1936年11月18日他说：“法国和英国以极不相同的道路找到自己通往自由的途径。但是我们都到了这里，并肩而立。我们站在一起，给我们找麻烦就很危险，摧垮我们就很困难。那些显示出传统、复兴了纳尔逊的舰队和拿破仑的大军的人联合起来，不会成为任人轻易捕食的猎物。但是如果在那些武德之上再加上公正与自由的至上信念，那么他们就是不可征服的了。”

    在一年多以后他还曾说过：“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必须为互相保护而站在一起。这就是两个国家伟大安全之所在。公开讲明这一点，不必隐瞒……将两国的防务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看待。这样你就会有遏制不招自来的侵略的强大威慑力量。如果威慑未能奏效，你也将有对付侵略者的极为有效的方法……在走了这么远之后，除了同法国结成公开的防务联盟再无激流勇退的出路。松散的义务不行，双方都要有明确的义务和人员全面交叉的安排。”他还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法国垮掉了，那么一切都会垮掉。纳粹对欧洲的支配，以及潜在的对世界很大部分的支配，都将是难以避免的了。”

    1936年12月3日，英王爱德华八世坚持要与他所挚爱着的一个美国离婚女人、沃利斯·辛普森夫人订婚导致的逊位危机，立即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次要的地位上了。爱德华八世是在乔治五世于1936年1月逝世后继位的；他的加冕典礼预定于1937年春天举行。他爱上的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一次婚，此时正在办理与第二个丈夫离婚的手续。国王的这一选择严重地违反了宫廷仪规，也使英国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和感到难堪。鲍德温在经国王亲口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后，警告他说这可能意味着必须逊位；国王拒绝接受劝告。对国王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在这件事上同情国王的丘吉尔，曾劝辛普森夫人不要离婚，也不要在正式场合以国王伴侣的身份露面；国王亦未接受这一意见。后来丘吉尔又呼吁不要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希望过几个月再谈论是否退位的问题。

    在政治上立场不同的人也都想借此事件改善自己的地位。丘吉尔的密友比弗布鲁克想借机把鲍德温拉下首相的宝座，推出丘吉尔取而代之。而鲍德温前不久在下院因发表为避免选举失败而不顾国家安全的言论弄得威信扫地，则想借机改善自己一落千丈的政治形象。他得到了下院几乎一致的支持，也与反对党领导人和各自治领总理通了气，决定如果国王不改变主意就促其逊位。

    12月4日晚上，国王决定立即退位并将决定通知了鲍德温。12月11日，议会通过了逊位法。第二天，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被宣布为新的国王，号乔治六世。1937年5月12日，乔治六世举行了加冕典礼。

    在处理英王逊位危机中，鲍德温以巧妙的政治手腕，使新老国王之间的交接过渡得十分平稳，使英国本土及各自治领都保持了稳定，这为他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也使他自1936年1月以来一直不够安稳的首相地位完全稳固下来。这位善于明哲保身的首相的最明智之举是能够激流勇退，在新国王登基之后的半个月，鲍德温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从首相职位上引退了。接替首相职务的是以绥靖政策而在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前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

 ５　慕尼黑的悲剧

    几天后，由德比勋爵提议，丘吉尔附议，张伯伦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此时丘吉尔与政府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他不再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同政府争论不休，反而有时还能给予适当的支持。他对年轻的外交大臣艾登在处理国际冲突中采取的有力措施给予热烈赞扬；对于政府在加强国防方面的努力给予坚定支持。1937年10月，他在斯卡巴勒举行的保守党全国联盟的年会上说：“目前，政府正在对重整军备问题作出巨大努力。……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陛下政府的政策，在我们的权限内用各种手段加强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里，党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新的一年开始后，丘吉尔又在《夜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用于防务的款项无疑正不断从英国各个方面拨出，因此，欧洲主张政治和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无须用过于失望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现已开始的暗淡年份（1938年）。”

    人们又在谈论应该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事。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敦促张伯伦起用丘吉尔，但是张伯伦说：“如果我把他拉进内阁，他就会支配内阁，他甚至不给别人发表意见的机会。”

    张伯伦不仅容不得性格刚毅的丘吉尔，而且很快就与外交大臣艾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首先在性格和作风上，张伯伦与温和、宽厚的鲍德温不同，他对政府各部门都想进行有力的控制，甚至仅仅把大臣当作处理该部门事务的助手。更为实质性的分歧，在于两人的外交观点截然相反，张伯伦希望同德、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遇事先想到妥协，不愿得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艾登则深刻地认识到了法西斯独裁者的危险和威胁，因而主张同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联合起来用坚决的手段甚至用战争制裁独裁者。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使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937年7月，张伯伦没有与近在咫尺的外交部通气，就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墨索里尼，希望改善英意关系，并表示可以承认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地位。艾登认为尚未开始谈判就主动放弃重要筹码唯物辩证法见“哲学一般·分支学科”中的“唯物辩证，实在太不明智。张伯伦不满于外交大臣阻挠他与德意两国谈判的意图，艾登则不理解首相在英国军备还十分薄弱的时候，为何在同独裁者寻找妥协中如此急切。

    丘吉尔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与艾登是一致的，因此张伯伦与艾登的矛盾成为丘吉尔重新反对政府的转折点。丘吉尔认为，张伯伦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于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

    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拜访了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国大使林赛爵士。他带去了罗斯福总统给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一个密件。罗斯福在信中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因而他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来，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以找出解决的办法。罗斯福总统建议的实质，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当前国际危机的可能性进行磋商。罗斯福还要求暂时对此建议保密，等他得到“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再向法、德、意等国提出。

    艾登认为，英国应对这一建议持积极欢迎态度；但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使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评述说：“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他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

    丘吉尔直到战后也仍然对张伯伦的态度大惑不解：“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卫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用那样的外交姿态。”

    导致艾登与张伯伦决裂的是与意大利会谈问题。在意大利拒绝撤退在西班牙内战中投入的5个师的所谓志愿军（其实是正规军）的情况下，张伯伦同意了意大利提出的在罗马举行一般性会谈的建议。而艾登表示强烈反对，他终于提出了辞职。张伯伦立即任命了和他观点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外交大臣。

    1938年2月20日深夜，就在艾登辞职后几个小时内，丘吉尔得知了这令人黯然神伤的消息。在长期的接触中，丘吉尔与艾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反对德、意轴心国干涉西班牙内战问题上，在针对意大利潜艇冒西班牙之名袭击国际商船而决定建立国际海军巡逻体制的尼翁会议问题上，只要艾登采取坚决的行动，丘吉尔在下院总是支持他的。在丘吉尔看来，艾登是一个坚强的年轻人，“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巍然屹立着顶住政府中的“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而现在他却被迫辞职了。“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丘吉尔漫长的一生中，只有这一夜他被折磨得彻夜难眠，直到清晨，“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像。”

    丘吉尔从此之后再次成为政府的反对派。在艾登及其副手克兰伯恩发表辞职演说时，丘吉尔“高声喝采，声音之大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在议会进行表决时，丘吉尔也不再投政府的支持票，而采取了弃权的作法。至少有20位原来支持政府的议员与丘吉尔站在一起。在议会之外，丘吉尔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他在前一年参加了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保卫自由与和平中心”，还担任了“新联邦协会”的主席。现在这些团体更加活跃地开展活动，组织公众集会。丘吉尔在这些集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反复提倡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他还认为，在这个“大联盟”的国际组织中，不仅应包括法国，也应该包括苏联在内，以共同抗击日趋严重的来自德国的威胁。

    希特勒1936年3月以少量兵力重行占领莱茵兰的轻易得手，使他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了。1936年7月，他命令德国参谋部拟定一旦时机成熟就占领奥地利的“奥托计划”。1937年6月，他又命令将这个计划具体化。1938年2月，希特勒将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胁迫他签署了一个协定，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头目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兼公安部长，大赦在押的纳粹党人并将该党合并到政府创建的“保卫祖国协会”中去。3月11日，许施尼格被迫辞职。就在这一天，德军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奥托计划”，越过边界迅速占领了奥地利。这样，德国就打开了通向捷克斯洛伐克的门户，打通了向西南欧扩张的宽阔道路。

    1938年3月18日，苏联提出举行会议，希望商讨在德国对世界和平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际联盟用必要的手段和方法应付时局。法国对此反应冷淡。英国首相张伯伦此时已“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因而在下院的发言中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张伯伦担心苏联建议“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犯也是蓄谋已久的。1937年6月，德国参谋部在将“奥托计划”具体化之前，就已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声称德国有责任去保护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同胞。1938年3月，他在进军奥地利的途中，对德军将领哈尔德说：“这样一来，捷克人可不方便了。”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了德国侵占奥地利的事实，对希特勒加紧推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3月底，丘吉尔在政府的赞同下，去法国与其政府领导人进行探索性会谈。他会见了包括法国总理勃鲁姆、弗朗丹、保罗·雷诺和甘末林将军在内的许多重要人物。由于法国国内政治上动荡不安，会谈未取得什么结果。不久，勃鲁姆内阁倒台，由达拉第继任总理，博内任外交部长。

    4月份，与德国紧邻的捷克苏台德地区纳粹党头目亨莱因在柏林的指挥下，提出了自治的要求。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向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5月，希特勒在国会中宣布：“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6月18日他宣布了进攻捷克的最后决定。

    1938年7月，张伯伦派出朗西曼勋爵率领的代表团，去捷克促成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苏台德问题。丘吉尔对此表示了赞同，但是预见到“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8月31日，丘吉尔致函哈利法克斯勋爵，建议由英、法、俄三国联合向德国提出照令，表示“一致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并促使罗斯福写信给希特勒，说他认为侵犯捷克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同时调动舰队，造成声势，以威慑德国使之不敢发动战争。

    9月10日，法国向英国政府探询在德国发动对捷克进攻时英国将如何反应，哈利法克斯代表政府答复说：“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法国政府追问英国会提供什么帮助，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以及开战6个月内将派150架飞机。英国政府就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消极态度，也为法国政府摆脱法捷条约中规定的义务提供了借口。

    由于英法两国的姑息纵容，使德国法西斯进犯捷克斯洛伐克的步子加快了。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大肆攻击捷克人；9月13日，捷克国内部分地区实施戒严；9月14日，亨莱因与政府的谈判破裂，并于次日逃往德国。

    9月13日深夜，法拉第代表法国政府向张伯伦表示，如果法英两国政府首脑直接与希特勒会谈，可能会争取使局势得以缓和。但是张伯伦太想充当唯一的和平缔造者，独自主动给希特勒发电报，表示了访问的意图。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在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请赐告会面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

    在收到希特勒回电邀请后，张伯伦于9月15日早晨乘飞机抵达慕尼黑。这一举动，使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大为惊讶并感到十分遗憾，因为这显然会削弱他们在与德国打交道时的地位。果然，张伯伦刚下飞机，就听到德国所有的电台都正在转播显而易见是由希特勒导演的一幕政治闹剧——苏台德地区纳粹党领导人亨莱因发表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可是关于归并这一说法，无论是德国政府或者亨莱因本人此前都从未提出过。而且仅仅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宣布，英国政府绝不接受这样的政策。

    在会谈中，希特勒当面向张伯伦提出了割让苏台德区的要求。张伯伦当即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一要求，但须回国向政府报告并取得批准。9月17日，张伯伦回国后立即召集了内阁会议。此时朗西曼勋爵也已回到伦敦，他在会上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劝阻希特勒侵略和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与朗西曼看法完全一致，并且他仍然执迷不悟地对希特勒抱着坚定的幻想，他对希特勒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9月18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应邀抵达伦敦，与张伯伦达成一致意见。两国并在第二天即把立即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交给德国的联合建议文件送达捷克政府。9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拜会捷克总统贝奈斯，极力敦促捷克“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在英法两国就捷克问题同希特勒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苏联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9月2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奉命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作正式发言。他对苏联政府曾经提出的有关建议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表示遗憾。他郑重表态，如果法国恪守法捷条约规定的义务，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有效援助的话，那么“苏联将同法国一起，根据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苏联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苏联的这个公开声明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却被法国和英国拒绝了。丘吉尔评论说：“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

    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9月21日，丘吉尔就捷克危机向伦敦新闻界发表声明说：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25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英法两国政府的敦促下，捷政府被迫接受了两国联合建议。9月22日，张伯伦带着这个建议的细节，飞往德国莱茵兰的戈德斯贝格市与希特勒进一步会谈。张伯伦本来以为，既然捷克政府已经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就会同他“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但他没想到遇到的是“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后来向下院报告这次会谈的情况时说：

    “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之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就在这次会谈中，张伯伦“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希特勒限定，如果他在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没有接到捷克同意新建议，即同意德国军队立即进占苏台德区的通知，他将命令军队在10月1日向该地区发动进攻。

    在这种情势下，天真的张伯伦仍然不愿意放弃对希特勒的幻想。他对下院说：“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他还特意向下院强调了希特勒再次许下的谎言：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非要把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

    在张伯伦回到伦敦后，英国内阁于9月25日召开了三次会议。张伯伦试图说服内阁接受德国的新建议，但遭到海军大臣达夫·库珀的坚决反对。连一直追随张伯伦的哈利法克斯也因良心所迫，在苦思冥想之后改变了态度，强烈拒绝张伯伦的意见。此时英法两国舆论中的强硬派日益占了上风，极力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内阁决定拒绝德国的新建议，并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德国政府。法国政府在接到通报后同意这一决定并在国内进行部分动员。当天晚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再次来到伦敦，虽然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

    9月26日，丘吉尔拜访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敦促政府与法苏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当天晚上，英国政府即发表公报说：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9月27日晚，海军部发出警戒电报。第二天上午又正式发出了英国舰队动员令。捷克斯洛伐克也有150万军队在防线上严阵以待。但张伯伦仍然不死心，他在9月27日晚上发表了“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当晚又收到了希特勒主动提出的对捷克新国界和实行新的公民投票方式的保证，似乎为缓和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张伯伦立即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希特勒说：

    “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张伯伦还同时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希望他参加会谈。

    9月28日下午，张伯伦正在下院报告最近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演讲过程中他收到哈利法克斯转来的希特勒邀请他出席慕尼黑会议的电报。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日记记载，张伯伦对此大喜过望，“他整个脸色，整个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10岁，露出胜利的喜悦”。他马上宣布说，希特勒同意推迟24小时动员，并邀请他和达拉第、墨索里尼赴慕尼黑会谈。会议大厅里马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并长时间向张伯伦鼓掌致意，只有丘吉尔和艾登等少数人无动于衷。

    9月29日张伯伦赴慕尼黑参加谈判。行前张伯伦未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会商，而希特勒却亲自到德奥边境迎接墨索里尼并进行密谈。丘吉尔担心张伯伦有继续退让的危险，即在当天一个反对党领导人和持反对态度的保守党议员参加的午餐会上，敦促大家联合发电报给张伯伦，提醒他不能退得更远，但未得到大家的响应。

    9月30日凌晨2时，“四巨头”在迅速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此后在张伯伦的要求下，希特勒和他又共同签署了一份保证以协商的办法消除分歧，谋求欧洲和平的英德联合声明。总的看来，慕尼黑协议在基本各点上都满足了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苏台德区的捷克人被要求自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10天内完成；最后国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划定。奉命前来听候发落的捷克政府代表也收到了这个文件。紧接着，波兰和匈牙利也趁火打劫，分别向捷克提出了类似的领土要求。

    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屈服。贝奈斯总统立即辞职，寄居到英国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这一协议被野蛮宰割而解体了，张伯伦得意洋洋地回到伦敦。他在下飞机时挥动着他与希特勒共同签署的英德联合声明接受了群众的欢呼。他在首相官邸的窗户前又对欢呼的群众挥动着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６　绥靖政策的破产

    当张伯伦自以为得到了光荣的和平时，头脑清醒的反对派们看到的却是失败的外交必然导致的战争。在张伯伦得到一些群众和下院议员欢呼的时候，也引发了反对派因慕尼黑协定而产生的愤怒。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愤而辞职以示抗议。他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指出，希特勒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这一次在收到张伯伦要求举行慕尼黑会议的信之前，希特勒先获悉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库珀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而保留的词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库珀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张伯伦由于沉溺于绥靖幻梦因而屡次受骗却仍然执迷不悟的荒谬，他说：

    “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随后丘吉尔在下院的长时间辩论中也发了言。当他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一片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中断了片刻之后才能继续说下去，但他仍然毫无顾忌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形象生动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为说成是：

    “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丘吉尔认为应该让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国防务的严重疏忽和缺点，知道这次打乱了欧洲平衡的失败的深远影响。他还说：“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虽然反对派们振臂疾呼，但他们在当时仍是少数。辩论结束后，下院以366票对144票通过了张伯伦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们则是以弃权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虽然只有三、四十人，但都有很高声望和地位，除了丘吉尔以外，其中还有三位前内阁大臣即艾登、艾默里和达夫·库珀。他们中的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的人数而在于我们这些人的声誉，……下院知道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远比他们更加了解事情的真相。”

    在英国国内，这一时期中绥靖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对于绥靖是“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双方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丘吉尔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

    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制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终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直到“二战”期间他也仍持这一看法。有一次，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交谈时对他说，自己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对这次战争应该起个什么名字。丘吉尔立即说应该叫做“非必然的战争”。丘吉尔以为，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只是由于英语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一思想，被丘吉尔明确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的主题，标识在该书的扉页上。

    从战后出版的回忆录和对战犯审询的记录中，丘吉尔的观点得到了确切证实。在奥地利前总理许施尼格的《奥地利安魂弥撒》中，记载了希特勒威逼奥地利屈服的谈话。希特勒狂妄地说：“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的《法国拯求欧洲》中，引述了德国元帅凯特尔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拉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指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

    当时的德国军备虽然发展迅速，但与英、法比较并不占优势，在有些方面还差得较远。由于“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使希特勒敢于进行战争冒险。“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

    根据多次的经验，希特勒对英、法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是深信不疑的。但德国的将军们从军事实力的对比出发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准备阻止希特勒的计划。当时，“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比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①。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这些情况使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因要求停止战争冒险而与希特勒决裂。贝克辞职后，新任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出于对祖国以及德军的责任和荣誉的考虑，据信与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布罗克多尔夫将军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等人，策划了一个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正当他们定于9月14日晚8时开始行动的4小时前，维茨累本得知了张伯伦将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与希特勒会晤的消息。阴谋者们马上开会商议对策。在会上，哈尔德对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我作为参谋总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停止了计划的执行——

    ①西墙，即德法边境上的“齐格菲防线”。

    丘吉尔曾经对此事评论道，关于这一事件“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丘吉尔还说：“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须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丘吉尔认为，捷克事件也是英法各国对希特勒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但这一机会又让张伯伦断送了，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导地位。

    但是在英国国内，支持绥靖政策的许多保守党人不仅看不到这一政策带来的严重恶果，反而对因反对绥靖政策而激烈批评政府和保守党领袖的人大肆攻击。丘吉尔在他代表的埃平选区也遭到强烈反对，他被迫发表声明说，如果本地党部决定对他弹劾，他将立即辞去议席，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经过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党部主席霍基爵士的艰苦斗争，终于使丘吉尔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不过，人们一方面庆幸绥靖政策使他们免遭战祸；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缓和尽快地加紧战备工作。军事部门因危机中暴露出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都要求大力重整军备；而绥靖派则担心这样会刺激希特勒，因此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经过争论，最终内阁达成了一个既要尽可能做好准备，又不大规模行动以免刺激德国和意大利的妥协方案。

    或许是张伯伦的绥靖外交取得了表面的效果，英国国内在1939年春天充满了反常的乐观情绪。在一些保守党地方分部领导人的年度选举中，张伯伦派“大获全胜”。但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被新发生的事件改变了。3月13日，希特勒入侵捷克的剩余地区，宣布对波希米亚实行保护。第二天，在德国的操纵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实行自治。这一事件反而使张伯伦感到甩掉了一个包袱。他在下院的发言中说，由于斯洛伐克的独立，原来那个英国政府对其负有条约义务的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因而英国政府再不受这个条约义务的约束了。张伯伦最后还说：“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引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但是由于这一事件，使国内民众的情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迫使张伯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原定于两天后，即3月17日在伯明翰发表关于国内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的演讲，但由于“他获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议会、公众和各自治领都表示了坚决的立场”，于是他把早就拟好的讲稿抛到一边，起而谴责希特勒的背信弃义。3月29日，张伯伦在下院宣布了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的计划。3月31日，他又在下院宣布，如果波兰遭到入侵，英国政府将保证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同时他还宣布，法国政府已授权让他明确表示，法国将与英国采取同样立场。

    但是，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剧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张伯伦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直推行的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规模可能会大到极点。但现在的条件却比过去恶劣多了。绥靖政策的恶果不胜枚举：德国破坏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扩大征兵；英国失去了空军优势，连均势也未能保住；德国以武力重占莱茵兰，基本建成齐格菲防线；德、意勾结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它获得了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美国的干预被拒绝了；苏联表达出援救捷克的计划而无人理睬；在英国无力增强法国边境防务时，却丢掉了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军部队的35个捷克师。

    丘吉尔还指出，由于匈牙利已投向德国；波兰不愿与罗马尼亚合作，而且两国都不愿意让抗德的苏联军队通过，因此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大联盟”的关键在于同苏联达成谅解，但是当苏联于3月19日提出召开六国会议共商抗德大计时，张伯伦却出于成见冷淡地拒绝了。

    4月3日，德国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到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代号“白色方案”。希特勒在上面批示要求：“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墨索里尼为了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平衡，于3月26日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提出了对地中海的权益要求。随后在4月7日占领了阿尔巴尼亚，获得了一块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整个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张伯伦的和平大船已经是处处漏洞了。

    鉴于英国政府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如果不纳入英国与俄国达成一个全面协议的体制之内就都不具有军事上的价值，英国政府指示驻苏大使于4月15日在莫斯科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进行了会谈。4月16日，苏联提出正式建议，主张苏、英、法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张伯伦没有想到苏联这么快就走得如此之远，不知所对，只好保持长时间沉默。这种态度对主张联合英法的李维诺夫是个沉重的打击。5月3日，莫斯科宣布解除李维诺夫的职务，改由总理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这一人事变动，标志着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5月4日，丘吉尔敦促政府对苏联建议作出反应。他评论道：“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图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

    5月8日，英国政府终于对苏联政府4月16日的建议作了答复。此后两国间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但很长时间都毫无进展。5月19日，下院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劳合·乔治、艾登和丘吉尔都作了发言，敦促政府与苏联签订平等的、内容广泛的协定。工党领袖艾德礼和自由党领袖辛克莱也都发言说明了与苏联结盟的必要性。但张伯伦的态度则轻蔑而冷淡。

    在英国与苏联谈判的同时，德国与意大利两国外长在科莫会谈并于5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钢铁盟约”。5月30日，德国外交部打电报给其驻莫斯科大使说：“与我们过去计划的政策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和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就在同一天，莫洛托夫发表演说，指出英国与苏联的根本分歧。由于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苏联心存疑虑甚至恐惧，波兰和罗马尼亚也不打算接受苏联给予直接的和有力的保证，谈判最终未取得任何结果而失败。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德国进行谈判并最终于1939年8月23日与之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丘吉尔后来评论道：“这一事实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这些结果并不出乎丘吉尔意料之外。在此期间，他只有尽力为巩固英法联盟而活动。7月14日，他应法国政府之邀参加了法国的国庆节以及为纪念攻陷巴士底狱150周年举行的专门庆祝活动。8月15日，丘吉尔再次来到法国，到莱茵河扇形战区前线进行了10天考察，与甘末林将军和乔治将军时常在一起研讨军事问题。回英国后，他将考察中的札记整理出来送给了陆军大臣，其中写道：

    “德国在攻击波兰前，不必进行军队动员。……到目前为止，一般认为，希特勒似应等到阿尔卑斯山地区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护时才会有所行动。在9月初的两星期中，甚至早些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具备。……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来是最危急的时期。”事实再一次证实了丘吉尔的准确预见。因为波兰政府拒不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一名全权代表到柏林去讨论他提出的条件以解决问题，希特勒认为德波关系“最近几星期内已变得难以容忍了”。在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希特勒感到，“俄国的善意态度已有确定的保证。尤其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发生冲突，就不再会有由罗马尼亚方面来的任何攻击的可能了”。于是，希特勒“决心用武力来解决问题”。8月31日，希特勒发出了“第一号作战指令”，命令德军“对波兰进攻应按照‘白色方案’执行”。9月1日拂晓4点45分，150多万德国大军突破波兰防线，分三路向华沙推进。9月2日，英国下院爆发辩论，议员们要求政府履行对华约的义务。9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讲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张伯伦最终并没有看到这一天。1940年11月9日，他带着遗憾和绝望与世长辞了。就在9月3日上午11点，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时限刚过，英国对德宣战并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震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

 六　临危受命

    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以后，英国国内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些人认为这样做可以表明英国人同心协力，举国一致的姿态，或许会令希特勒在战争面前知难而退；也有些人认为，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应该将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杰出领导人延揽入内阁。张伯伦对于这种意见不置可否，实际上就是不愿采纳，因为这意味着丘吉尔也将进入政府。

    的确，要求让丘吉尔参加内阁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就连最正统的保守党人中间也有许多人持这种看法。保守党的喉舌《每日电讯报》7月3日在社论中提到这种看法时还如此评价丘吉尔，说他“不仅是一位由于同国家事务有着长期而密切的接触而训练得极有责任心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对处理在战争中出现的、特别是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棘手问题，具有无可比拟的实际经验的政治家”。7月12日，该报还发表了几位知名的自由党人署名的来信，赞成丘吉尔回到政府中。保守党元老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写来了表示赞同的信。但张伯伦的想法是：“若有任何缓和紧张局势和恢复同独裁者正常关系的可能性，我都不会甘冒那种无疑会被他们视作一种挑战的风险。”他认为让丘吉尔进入政府可能会刺激希特勒。所以尽管许多人提出这一要求，甚至还有人发起了一场四处张贴“丘吉尔必须回到政府去”的标语和海报的运动，许多青年男女在身体前后都挂有这样标语的牌子在下院门口请愿，张伯伦还是不为所动。

    但是，德国对波兰的入侵，迫使张伯伦改变了态度。9月1日早晨，英国下达了军队动员令。下午，张伯伦在首相官邸约见丘吉尔，向他发出参加由6位大臣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的邀请。但张伯伦说，由于自由党和工党对各大党派的联合尚未作出决定，所以暂时不能发出正式任命。第二天，丘吉尔写信给张伯伦，认为他拟议中的战时内阁的大臣年龄偏大，希望再添上较年轻的辛克莱和艾登。实质上丘吉尔是想添上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9月3日，张伯伦维护和平的幻想最后破灭，下院批准了政府作出的全国进入战争状态的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伯伦是被舆论和下院推着走的，如历史学家泰勒所说：“是下院把战争强加在动摇不定的英国政府头上的。”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张伯伦向丘吉尔宣布，他决定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参加战时内阁，并请丘吉尔任海军大臣

 １　重任海军大臣

    在阔别了24年之后，丘吉尔又回到海军部工作，心情十分迫切。刚接受任命，等不得在王宫行吻手礼，他就捎话给海军部说，他将在当天下午6点到部视事。海军部立即电告各海军舰队：“温斯顿回来了。”

    他对海军大臣的办公室仍然相当熟悉，但对海军部的大批高级军官却比较陌生。在他上一次任海军大臣时，这些人都还是中级军官。他任命布伦丹·布雷肯为私人政务秘书；请林德曼教授帮助建立了统计处；还在自己的房间附近设立了高级作战室，以便掌握舰队的调遣分布和商船运输情况。他请海军部侍从副官C·B·汤普逊海军中校每周二安排一次聚餐会，以便可以定期见到各部门官员。

    在他刚到海军部不久，因为“雅典娜”号被鱼雷击沉，其中有不少美国人遇难，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他打来电话交换情况，这是丘吉尔第一次与罗斯福通话。9月11日，罗斯福还以个人名义写信给丘吉尔说：“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和我联系。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丘吉尔立刻以“前海军人员”的名义给罗斯福总统回了信。此后他一直与罗斯福长期保持着通信联系，双方来往信件达千封之多。

    英国对德宣战之后到1940年4月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处于一种宣而不战的状态，生怕刺激了德国人会妨碍将来的议和，因而在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晦暗不明的战争”或者“奇怪的战争”。只有丘吉尔主持的英国海军部是个例外。他上任以后，把全副精力都投入了海军部的各项工作中去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反映矛盾双方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每天夜以继日地忙碌着，时间往往长达十八、九个小时。为了保持航线畅通，保证军用物资以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他组织建立了商船护航制度，并为商船装备了反潜大炮以防止敌人潜艇袭击。他视察了英国沿海各基地的舰队。9月14日，他北上视察本土舰队，同时想对斯卡帕湾加以考察，试图为护航舰队落实一个适当的根据地。丘吉尔乘坐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福布斯爵士的旗舰“纳尔逊号”，视察了斯卡帕湾和停泊在埃韦湾的其他舰只。他回顾了25年前的另一次视察，与今天两相对照，他认为：“严格的军纪，优良的作风，威武的姿态，以及礼仪上的惯例，这一切都没有变。但完全不同的一代穿上了军装，走上了岗位。唯有战舰绝大部分还是我在任期间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不仅装备陈旧，而且数量不足。丘吉尔惊讶地发现，像“纳尔逊号”这样的巨型战列舰，竟连一艘负责护卫的驱逐舰都没有。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战舰受到了来自水下潜艇和空中飞机的更大威胁。绥靖政策荒废的岁月和眼前的严重情况都使他的心情格外沉重。

    当他于19日晚乘火车回到伦敦时，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亲往尤斯顿车站迎接他，并向他报告了“无畏号”航空母舰在布里斯托尔海峡遭鱼雷袭击下沉，舰上1260名官兵中约有500人丧生的不幸消息。丘吉尔当即决定允许新闻界报道这一事件。他随后向下院通报了建立商船护航制度、武装商船以自卫，以及消灭德国潜艇的战斗情况。丘吉尔认为，反潜艇斗争是“一场残酷的、大规模的和艰苦的搜索与驱逐战、伏击与计谋战，以及科学与航海技术战。”尽管形势严峻，他还是满怀信心。他的发言受到下院的高度评价。艾德礼称赞这是一篇“坚定有力的声明”；辛克莱认为他的“罕见有力的演说，是一位战斗的大臣发表的一篇战斗演说，这篇演说对处于战争时期的这个国家的议会和人民来说，是一剂强有力的和合乎时宜的滋补药”。

    10月中旬，一艘德国潜艇成功地穿越斯卡帕湾的防线，击沉了抛锚停泊的“皇家橡树号”战舰，有786名官兵阵亡。由于丘吉尔上任时间很短而未被追究责任。对此，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发表看法说：“在我看来，我确信全部海军将士都同意这种意见，即如果这位高贵的先生在战前几个月就任海军大臣的话，也就不会发生我们任何一个海港处于无准备状态这样的问题。”

    为了重树海军的形象，鼓舞士气，海军部组织了一支由航空母舰和战列舰组成的舰队，搜索在南太平洋袭击商船的德国战舰。一艘名叫“施佩伯爵号”的小型德国战舰在12月13日与一支由巡洋舰组成的英联邦巡逻护航舰队相遇。在亨利·哈伍德准将的巧妙调遣下，三艘只装备了6英寸和8英寸口径大炮的英方巡洋舰认识论的断裂法国阿尔图塞的用语。指马克思思想发展，将装有11英寸口径大炮的德舰击成重伤，使它被迫逃往中立国乌拉圭首都蒙德维的亚港内，但它只被允准停泊72小时。英方哈伍德将军的“埃克塞特号”巡洋舰也因受伤被迫放弃了追击，只有另两艘巡洋舰封锁了港口。在12月17日德国战舰被迫离港之前，英国主力舰“坎伯兰号”重型巡洋舰也赶到了。鉴于逃生已无可能，德国“施佩伯爵号”战舰舰长下令自爆战舰，舰长本人也自杀了。

    这一以小胜大的出色战绩在英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当其中的两艘英国军舰“埃克塞特号”和“阿杰克斯号”于1940年2月中旬返回母港时受到隆重欢迎。国王在伦敦检阅了两舰的全体官兵并为他们授勋。随后伦敦市长在市政厅为他们举行了招待午宴。恰好这时传来消息说，英国驱逐舰“科塞克号”冒险闯入挪威领海，从德国补给舰“奥尔特马克号”上救出了299名英国战俘。这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由于侵犯了挪威的中立，丘吉尔不得不“向外交部施加适当的压力”，使这一事件由政府表示认可。

    除了主持海军部的工作之外，作为战时内阁的成员，丘吉尔自1939年9月中旬起，几乎天天出席战时内阁的各种会议，就全局性的问题进行质询和发表意见。在丘吉尔的敦促下，内阁同意了将陆军建制增加到55个师，以便在必要时从西线援助法国。他还拟定了“凯瑟琳行动”计划，以便为设想中的开辟北方战线的战舰进行支援和护航。他另有两项秘密计划，一项是建造在布雷区和其他障碍物中开辟道路的巨型挖掘机的“耕耘者计划”；另一项是在莱茵河投放漂浮水雷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计划”。他还想在挪威沿海及“入口水道”设置水雷，以切断可能从纳尔维克港将瑞典的铁矿石运往德国的航线。但由于涉及到侵犯挪威中立地位的问题，因而遭到外交部和自治领事务部的反对。

    11月末，在泰晤士河口的河滩上，发现了一个德国磁性水雷。海军部派出一个勇敢的技术小组，想方设法拆开了它，揭示了它的秘密。从此以后哲学学说和流派之一。先后影响于英、美、德、意等国。主，英国的船只上都装上了各种消磁装置。

    在英国解决这一技术难题的同时，苏联为在其西北部提供一条更有效的防线，在收服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之后，又向芬兰发起了进攻。芬兰人开始时进行了成功的抵抗，但后来却无法顶住苏联红军的强大压力。在芬兰呼吁下，国际联盟于1939年12月作出了谴责苏联的决议并将其开除。英法两国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提出了一项从挪威和瑞典借道援助芬兰的计划，但挪威和瑞典迟迟不表示同意。拖了几个月后，芬兰在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被迫于1940年3月13日按照苏联开出的条件签订了和平协议。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使达拉第政府倒台；以保罗·雷诺为首组成了新内阁。在此期间，丘吉尔于2月间曾陪同张伯伦前往巴黎出席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此行使他了解到，法国在开辟西部战线上毫无积极性。

    1940年4月，英国的战争领导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陆、海军大臣直接参加战时内阁，使国防协调大臣一职成为多余。担任该职务的查特菲尔德勋爵辞职后，政府公告明确表示不准备派人接任，而打算由丘吉尔以资历最久的军务大臣的身份，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丘吉尔从4月8日起便担任了会议主席。丘吉尔发现，他这个主席实际上无任何权力；而且指挥战争的机构层次太多，运转太慢，容易产生分歧。“一切问题都必须解释又解释，等到这个程序完成以后，整个局势往往早已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很易于误事。丘吉尔认为，只有首相才有权威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他在15日请张伯伦担任了主席。

    在此期间，战时内阁曾就丘吉尔的两项布防水雷的计划争取法国的支持。对在莱茵河投放漂浮水雷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计划”，由于虽已下台但仍很有权势的达拉第担心这样会引起德国报复而加以反对，遭到否定。英国决定先实施在挪威沿海布雷，但行动的日期由4月5日推到了8日。就在8日夜晚见“中国哲学史”中的“孟子”、“西方哲学史”中的“贝克，德国军队同时向挪威和丹麦发动了进攻。

    此前，4月5日晚上，德国驻奥斯陆公使邀请了一些包括挪威政府成员的显要人物，观看德国征服波兰经过的电影。电影在轰炸华沙的恐怖场面达到高潮的同时，推出了“对于这种结局，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英、法朋友”的字幕，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结尾对挪威政府是意味深长的；而挪威政府也想努力保持自己的中立地位。所以，当得知英国海军4月8日的布雷行动后，当天挪威外交部的精力都花在了起草对英国政府的抗议上。

    但是事实说明：“挪威严格遵守中立是造成了它现在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我们只能给它有限援助的原因。”从德国方面的行动看，“奇袭、残酷和准确，这些都是进攻无辜的和毫无防御的挪威时表现出来的特点”。德国军队乘着海军的驱逐舰，在按照常规驶回挪威的实际上装满了军火和补给品的矿石运输船的掩护下，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纳尔维克等港口。在48小时之内，挪威的主要港口均落入德军手中。与此同时，德军从陆路大举进犯丹麦。武装力量弱小的丹麦无法进行有效抵抗，很快被德军占领。哥本哈根机场成了德国人向挪威运送增援的最好基地。

    英国海军与德国海军在挪威沿海一带进行了殊死的战斗。4月9日，5艘英国驱逐舰进入纳尔维克港湾，凭着出其不意的有利条件，将兵力上占优势的德国驱逐舰击沉了两艘，击伤了好几艘。但在成功地进行了三次袭击后帛书本同。内容大体表达援道入法思想，对“道”与“理”作，返回途中与增援的德国战舰相遇，在德军重型大炮的轰击下，英国海军的“猎人号”被击沉，“哈代号”受创后搁浅，另外两艘也都受到创伤，跟着“哈沃克号”撤向公海。10日，英国海军舰队继续封锁所有的入口处，同时海军飞机袭击德国舰队获得成功，将德国巡洋舰“克尼希堡号”炸沉了。在战斗的第一个星期内，英军潜艇至少击沉了9艘敌人的运输舰和供应船，使德军丧失了大批海员。但是英国人自己的损失也较严重。

    这段时间里，丘吉尔日夜操劳，极度疲乏，差点没有累倒。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对他4月11日在下院报告战况时的情形这样写道：

    “当他站起来讲话时，显得非常疲倦。开始时他作出一副发表演讲的架势，继而就沉溺于含糊不清的修辞之中，还伴以令人厌倦的嘲笑，我很少看见他这样被动……。他支支吾吾，把报告草稿的次序都搞错了，戴错了一副眼镜，又到处乱摸那合适的一副；讲话时，他要讲的是‘丹麦’，却又一再说成‘瑞典’，一出又一出，成了一次拙劣的表演。”

    两天后，即4日13日，英国海军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沃斯帕特号”战列舰在9艘驱逐舰护卫下，进入佛斯特峡湾，在纳尔维克港外的海战中，一举消灭了8艘德国驱逐舰，而英国海军未损失一只舰艇。德国以牺牲大部分舰只为代价，将英国海军的主力吸引在挪威北部。但他们在挪威中部和南部的陆上进军则十分顺利，力量迅速增强。盟军曾试图攻占中部的特隆赫姆，丘吉尔就此向最高军事会议说明了参谋部制定的计划并得到内阁批准。但后来因为三军参谋长观点变化，这个代号“铁锤”的计划被迫放弃。新的钳形攻势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德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终于未能成功。最后英国军队“在特隆赫姆，是失败了！在纳尔维克，是进退维谷！”5月，当欧洲大陆上新的战事爆发以后，盟军被迫放弃“经过艰难困苦所赢得的一切”，从挪威全面撤退。

    在挪威战役付出沉重代价仍令人失望地失败之后，英国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5月7日，关于挪威军事行动的辩论在下院举行。下院的议员们情绪激昂，反对张伯伦继续执政的倾向逐渐趋于明朗化了，张伯伦的开场白在敌意的嘲笑声中被打断。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的议员都以激愤的态度争相发言，矛头直指张伯伦。发言者们都博得了整个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响彻议会大厅。

    5月8日，辩论仍继续进行。反对党议员赫伯特·莫里森在发言中宣布，要求对政府举行信任投票。老资格的自由党人劳合—乔治的发言更为明确也更具决定性，他说：“我庄严地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在劳合—乔治说到“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的责任”时，丘吉尔立即声明：“我对海军部所作的一切，负完全的责任。”劳合—乔治则警告丘吉尔，不要为了掩护张伯伦而使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丘吉尔在最后发言中，仍然尽最大的努力为张伯伦进行辩护，但他的话不断被反对党尤其是工党的议员所打断，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使人无法听清丘吉尔的发言。不过议员们的愤怒显而易见不是针对丘吉尔而是针对张伯伦的。

    最后，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强烈地表现出对张伯伦及其内阁的不信任。政府虽然获得了81票的多数，这一多数在平时也能保证政府不致倒台，但与过去政府拥有的两百多票的多数比大幅度下滑，而且这是在要求社会各阶层都作出牺牲的战争条件下，所以张伯伦也感到他不能再继续执政了，而应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5月9日，丘吉尔与艾登和金斯利·伍德共进午餐，他从伍德口中得知了张伯伦决定组织联合政府并准备在必要时让出首相位置。一直对张伯伦忠心耿耿的金斯利·伍德此时也意识到张伯伦及其亲信不能很好地领导国家进行战争，因此他提醒丘吉尔说，如果张伯伦问及哈利法克斯是否宜于担任首相时，丘吉尔应保持沉默，对张伯伦的想法不予鼓励。当天下午，丘吉尔应召来到首相官邸，与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一起会晤了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探询工党对以张伯伦为首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尽管十分客气，但未作出任何许诺，并明确暗示，正在伯恩默思举行的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会作出对此不利的反应。

    5月10日，在英国政治局势尚未明朗的时候，传来了德国进犯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消息。头天晚上还在表示友好的德国，次日清晨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就展开了闪电般的进攻。坦克、大炮排山倒海般地越过边界，向低地国家的腹地推进。上午10时，金斯利·伍德告诉丘吉尔，张伯伦认为鉴于情况紧急，他应留任进行指挥；但金斯利·伍德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成立联合政府才能应付新的危机；张伯伦接受了这一看法。11时，丘吉尔再次应召来到首相官邸。应召而来的还有哈利法克斯和马杰森。张伯伦对他们说，鉴于工党的反应，他已不可能出面组织联合政府；同时他认为丘吉尔前一天的发言会妨碍丘吉尔得到工党的支持。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提出辞职时，应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张伯伦问话的意图很明显，他希望由哈利法克斯出面组阁，但马杰森拒不在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两人之间由谁继任的问题上表态。丘吉尔也长时期一言不发，后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

    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哈利法克斯终于说话了。他已明白丘吉尔不愿由他组阁。而得不到丘吉尔的支持，组成联合政府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历史学家泰勒所说：“所有这些人都在丘吉尔的掌握之中。一旦他拒绝进入政府，这些人就会被愤怒的群众风暴所埋葬。”因此这位被泰勒称为“绥靖大公”的哈利法克斯勋爵说，由于他是上院议员，不适合在目前的战争条件下出面组织政府。这样，组织联合政府的责任就落在了丘吉尔的肩上。于是丘吉尔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他以此巧妙地表明了他同意组阁的意图。

    随后丘吉尔回到了海军部。他看到刚从阿姆斯特丹逃来的荷兰内阁的一些成员们，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待。这些人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在与荷兰内阁成员进行商讨后，丘吉尔对在荷兰附近的英国舰队下达了大量命令，指示他们与荷兰皇家海军密切联系，共同阻击入侵的德军。而此时张伯伦仍在作最后的努力，他一面等待着来自工党的新消息，一面让他的私人政务秘书道格拉斯打电话，请外交部次官R·A·巴特勒劝哈利法克斯改变主意，同意出任首相。但巴特勒答复说他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哈利法克斯已外出看牙去了。下午5时，艾德礼从伯恩默思打来电话说：“工党准备作为一个正式伙伴在新政府中分担责任。政府要由一名新首相领导，这位新首相应得到全国的信赖。”据说“由一名新首相领导”这句话是老资格工党议员道尔顿提议加上的，这样就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工党抵制张伯伦及其亲信组织内阁的态度。于是，张伯伦立即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并建议国王指定丘吉尔组阁。

    丘吉尔很快就接到了要他6时入宫晋谒国王的通知。他后来回忆说，在来到王宫后，“我立即被引去觐见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据国王自己的记载，似乎他真地以为丘吉尔不知道被召见的意图。但实际上，丘吉尔不仅对此十分清楚，而且早就认为这一重任是非他莫属的。早在1939年8月中旬他从法国视察后回到伦敦时，他就请苏格兰场的警官汤姆森对他提供警戒。他曾就此说明道：“在那段等待时机的时间里，我知道，如果战争爆发——谁还能怀疑这一点呢？——一副沉重的担子将落在我的肩上。”此刻，他的预感应验了。他告诉国王，他将立即邀见工党和自由党领袖；他还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在午夜以前，他将把至少五人的名单呈交给国王。

    当晚七点多钟，丘吉尔约见工党领袖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在问清他们愿意参加联合政府后，建议工党应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一的职位，并请他们提供人选名单。丘吉尔请张伯伦以枢密院长的身份领导下院；请哈利法克斯留任外交大臣并参加战时内阁；丘吉尔自己担任首相兼国防大臣。大约10时左右，丘吉尔将五人名单呈报给国王。对政府其他各主要部门的任命是：海军大臣亚历山大、陆军大臣艾登、空军大臣辛克莱、军需大臣莫里森、大法官西蒙爵士、殖民地事务大臣劳埃德、劳工大臣贝文、财政大臣伍德、商务大臣邓肯、战时经济大臣道尔顿。另外，由于考虑到飞机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于英国这个岛国的特殊重要性，在丘吉尔的坚持下，新成立了飞机生产部，请比弗布鲁克出任首任大臣。当丘吉尔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时上床休息时，他有了一种轻松之感。他后来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频繁而又详尽，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的全局有很多的认识，自己深信不会遭到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

 ２　战时内阁首相

    5月13日，丘吉尔第一次作为首相出席了下院的会议。他在政府的前排议席上就坐，他的两边分别坐着张伯伦和艾德礼。他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讲，宣布了新政府的政策。他说：

    “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最后丘吉尔呼吁道：“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劳合·乔治在发言中对丘吉尔表示了最良好的祝愿。他称赞丘吉尔“闪烁着天才的智慧，无所畏惧的勇气，对战争有深刻的研究，在作战与指挥上饶有经验”。工党在下院的发言人里斯·史密斯报告了在伯恩默思举行的工党大会的投票结果，以240万票对17万票的压倒多数赞成工党参加联合政府。在不多的几个发言中，几乎一致表达了对新政府的支持，只有和平主义的独立工党议员詹姆斯·麦克斯顿一个人表示反对，并坚持要求下院进行表决。投票结果表明，丘吉尔的新政府以381票对0票赢得了举国一致的支持。

    为了避免新旧政府交替过程中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丘吉尔十分注意照顾张伯伦的情绪。他在11日就致信张伯伦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丘吉尔在海军部内设立了他的临时总部，把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请到海军部作战室商议重大问题，采取紧急措施，作出了拘留敌国侨民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志、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设法防止敌人的滑翔机在英国的开阔地带着陆等决定。

    一开始，哈利法克斯认为丘吉尔知识面有缺陷，性格易冲动，担心他不能秩序井然地、高效率地开展工作。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两个星期内，一切都变了过来。我怀疑白厅在看法上和办事速度上是否也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树立起一种紧迫感，人们实际看到，受到尊重的公务人员在走廊里匆匆来去。任何延误都不能得到宽容；电话交换台的工作效率成倍成倍地提高；参谋长联席会议几乎在不间断地举行；取消了定点办公时间，周末休假也被取消了。”

    丘吉尔任命莫尔顿少校和林德曼教授为自己的私人助理。布伦丹·布雷肯未得到正式任命，但这只不过是他更愿意作为一名亲密朋友非正式地发挥作用。丘吉尔从海军部调来埃里克·西尔担任首席私人秘书，另外从唐宁街调过来几位私人秘书。一些新近才与丘吉尔打交道的人往往不能适应他的工作习惯。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睡得很晚；早上通常8点钟醒来，躺在床上读报纸、公文和电报；然后躺在床上接见下属，口授各种命令和指示；到了中午他从不放弃早在年轻时去古巴采访中养成的午休习惯；只有下午到晚上他才起来出席各种会议和有关活动。

    丘吉尔此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德国人在欧洲大陆的进军十分顺利，势如破竹，不仅荷兰和比利时人无法阻挡，就连一直被视为欧洲最强大的法国陆军也败下阵来。德军的装甲师团和轰炸机群蜂拥而来，从比利时境内越过阿登山脉和马斯河国的霍布斯，荷兰的斯宾诺莎，法国的笛卡尔、拉·美特利、，于5月14日冲破了法军在色当和迪南的防守阵地，把法国第二军和第九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德军的这一胜利不仅威胁着被牢牢牵制在北部的盟军后方，也使东南边德法边境上耗资巨大、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成为废物。5月14日晚，荷兰军队向德军投降。局势非常危急。法国总理雷诺给丘吉尔发来电报，声称法国陆军已顶不住德军坦克与轰炸机的联合进攻，请求再派10个以上的空军中队进行增援。丘吉尔认为，“在我们帝国的心脏进一步暴露在敌人面前之前，我们应该等一等再说”。因此英国方面的决定是，准备派出10个空军中队，但其中6个中队最终是否派出，要根据战局的实际发展而定。

    但在第二天清早给丘吉尔打来的电话中，这位法国总理不再提要求增援的事，他沮丧地告诉丘吉尔：“我们被打败了，我们打输了这场战争。”丘吉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迟疑了一下后他反问道：“不可能这么快吧？”但是雷诺在电话中几次重复了刚说的话，于是丘吉尔说，他准备当天亲自去法国与雷诺面谈。

    此时丘吉尔已预感到法国最终将会一败涂地，英国不久就将失去最后一个主要的盟国。因此他在成行前，即5月15日下午起草了向罗斯福总统紧急求援的电报。这一举动虽经内阁同意，但为了保持联络的非正式性质，署名仍用的是“前海军人员”。电报说：

    “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技术正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益。重自然之道，非难长生不死观念。认为人对自然只能认，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群众都参加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火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对文明国家的劫掠。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已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接着丘吉尔提出，要美国借用“四十或五十艘较旧驱逐舰，以弥补我们现有舰只和我们从战争开始时就着手建造的大批新舰艇服役之前的差缺”。此外，希望美国提供数百架最新式作战飞机以及一批急需的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丘吉尔还说：“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信：即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

    5月15日下午5时半，丘吉尔飞抵法国巴黎。在政府所在地凯多塞，他发现政府各部已在焚烧文件卷宗。他见到法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雷诺、达拉第、博杜安和甘末林等“都愁容满面”。丘吉尔询问“事情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甘末林将溃败的惨状作了介绍，并说已无法进行反击了。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丘吉尔又问：“战略后备人员在哪里？”甘末林摇了摇头，耸了耸肩，回答说：“一个也没有了”。丘吉尔被惊呆了，他后来曾对此写道：“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意外的事情之一。”甘末林又要求提供空中支援；丘吉尔考虑后，要求内阁按法军要求的10个中队派出歼击机，“以便给法军以恢复勇气和力量的最后机会。我们如果拒绝法国人的要求并因此而招致败绩，我们将愧对历史。”

    晚上，丘吉尔向几位法国领导人作了长篇讲话。博杜安曾记述道：“他向他的同行们指出：如果法国被入侵和被打败了，英国仍将继续战斗。……他的这些话对保罗·雷诺产生了强烈影响，使雷诺增强了信心。丘吉尔是位抗战到底的英雄。”第二天上午丘吉尔回伦敦后，深受鼓舞的雷诺作出了一项拖延已久的决定誓言为中介并与恐怖结合在一起来约束每个成员而形成的集，解除达拉第的国防部长一职由自己兼任，同时请贝当元帅出任副总理，任命乔治·蒙代尔为内政部长，还以魏刚将军替换了总司令甘末林。

    5月18日，丘吉尔收到罗斯福回电，除了借用四五十艘军舰需国会授权，尚不能办理外，其他要求罗斯福都愿意鼎力相助。双方还决定互派军事代表团，以便进一步加强联系与合作。

    5月22日，丘吉尔再飞巴黎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还在万森城堡的法军总司令部会见了魏刚，对他留下了“坚定、果断和出奇的活跃”的印象。丘吉尔与法国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后，同意了魏刚南北军队会合的计划，又于第二天飞回伦敦。

    但是，从索姆河南部地区发起的攻势未能奏效，由戈特勋爵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的北翼阵地也因比利时军队的溃退而陷于困境；5月25日英法联合在阿腊斯北部举行的反攻被德军挫败；5月26日，临时被任命为准将的戴高乐率第四装甲师和6个营的步兵向阿布维尔发动了成功的进攻，但由于缺乏增援和空中掩护用，反对抽象的理智主义，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鼻祖。曾作有，他所取得的战果未能巩固；5月27日，比利时投降；5月30日，戴高乐被迫南撤。由于战事发展不利，英国陆军部已于5月26日命令戈特勋爵打开通向海边的通道，命令驻守加来的英军坚守到底，从南边给予保护，以便从敦刻尔克“撤出尽可能多的人”。此时，沿海的许多港口都已落入德军手中或处在德军炮火的射程之内。约有40万英法盟军被迫收缩在敦刻尔克周围的一小块袋形地区，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似乎面临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在5月24日，希特勒发出了要坦克部队停留在运河一线，停止向前推进的命令，使盟军获得了一个意外的重要喘息机会，争取时间巩固了敦刻尔克周围的袋形阵地。

    5月26日晚上7时许，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开始执行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通知。861艘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等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都投入了从敦刻尔克撤退盟军的紧急行动。据统计，头四天总共撤退了131606人；5月27日7669人；28日17804人；29日47310人；30日，58823人。这四天中，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曾反复宣称，“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集中进攻之下正走向毁灭”。德国人原以为，只有一些小船对希望撤离的盟军作用不大；但到了5月30日，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总参谋长终于发现了这些小得可怜的船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在拼命进攻和猛烈轰炸下，盟军袋形阵地仍巍然不动，德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盟军部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逃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去。

    由于敌人已经察觉而无保密的必要了，英国海军部干脆公开号召沿海居民都投入营救活动。许多有船的人纷纷自愿前来，更加快了撤退速度，使5月31日的撤退人数达到68000多人。就在这一天，丘吉尔第三次飞往巴黎出席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盟军从挪威纳尔维克撤退以避免更大的损失；拟定了一旦意大利参战就对其进行海空联合袭击的计划。丘吉尔在会上还努力避免法国人产生误会，强调在敦刻尔克的英军和法军“撤退必须相互臂挽着臂合力进行”。他不安地注意到，法国方面继续战斗的热情和信心比上次有所减弱，尤其是贝当元帅反应冷淡甚而怀有敌意。

    敦刻尔克的撤退仍在继续进行。甚至海军部地图室主任皮姆海军上校和他的两三个同事也在四天时间里驾着一艘荷兰小船运回800多人。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丘吉尔向政府官员们发出通令说：“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的军事哲学著作。写于，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到6月4日，共有338226名英法官兵从敦刻尔克撤到了英国。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些部队只携带了步枪等轻武器，而大部分重武器以及大批军需品和装备都不得不丢在了敦刻尔克。

    6月4日，丘吉尔在下院通报了敦刻尔克撤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认为，“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随即他又给予了肯定：“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这一点应当注意到。这个胜利是靠空军获得的……，我们所有各种型号的飞机……和我们所有的飞行人员都证明比他们现在面临的敌人要优越。”最后他发表了这篇演说中最为精彩、最震撼人心也流传最广的著名战斗宣言：

    “欧洲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即使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6月5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为了挽救军事颓势，将改任外交部长的悲观派达拉第解职；同时任命主战派戴高乐为国防部副国务秘书，并派他出使伦敦，向丘吉尔表明抗战决心和要求援助。次日上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戴高乐接到通知后立即出发了。6月9日，戴高乐在英国首相官邸第一次会见了丘吉尔。丘吉尔给戴高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大不列颠由这样一位勇士来领导，决不会屈服。我觉得丘吉尔是个足以担当最重大和最伟大任务的人。他对事物正确判断，他的高度文化素养，他对有关的事、国家和人的了解，以及对战争的激情，在他身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最突出的是，他的天性是个坚决果断、无所顾忌、敢于去行动、冒险和承担责任的人。总之，我觉得他是一位合格的带路人和领导人。这就是我的最初印象。”但丘吉尔也很让戴高乐失望，因为丘吉尔不能确定撤下来的英国军队何时才能在重新装备后重返法国战场，也坚决拒绝了增派空军中队去法国的要求。

    6月10日，墨索里尼为了在瓜分欧洲时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也向英法宣战。德国军队的进攻更加势不可挡。在雷诺与戴高乐与坚决主张投降的魏刚元帅激烈争吵之后，法国政府撤离巴黎。11日，当雷诺和戴高乐到达奥尔良后，他们意外得知丘吉尔将飞抵法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布里亚尔；使他们极为生气的是，这是魏刚自作主张发出的邀请。英法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在一派悲观气氛中进行。会议虽然拟订了建立布列塔尼防线的临时计划，但丘吉尔心里也清楚，法国的抗战不会坚持太久。所以在他第二天离开布里亚尔时，特别对雷诺强调说：“万一局势出现新的变化，在您作出任何足以影响法国第二阶段战局的决定之前，我请您务必通知英国政府。英国政府的成员必将立刻前往您所指定的任何地方，去和你们共商新的局势。”这天下午法国政府在康吉召开会议，会上主战派和求和派各执己见，无法形成决议。雷诺提议请丘吉尔来就战或和发表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丘吉尔又被邀于6月13日前往现政府所在地图尔开会。这是他自5月15日以来在一个月内第五次飞往法国了。当丘吉尔一行到达时，没有人来迎接他们，甚至他们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他们只好自己借了一辆车找到法国政府的临时驻地。会议开始后，雷诺出人意料地提出，法国已经无法继续这场战争；他问英国能否解除法国在3月28日最高军事委员会上的承诺，即英法在未经相互磋商和一致同意以前，决不单独进行停战或媾和的谈判。丘吉尔则激动地表示：“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将战斗下去。我们要求我们的朋友也继续战斗下去。……不论怎样，英国政府准备继续抗战。我们相信我们定能粉碎希特勒和他的政权。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战争目的。我们要永远摧毁这个制度，我们决不接受任何来自它的和平建议。否则，这将是又一次的慕尼黑和布拉格被侵占。不，战争将继续下去。它只能以我们被消灭或我们胜利而告终。”他说完沉默了一会，然后正视着雷诺，对他说：“这就是我对您的问题的回答。”由于双方无法谈拢，于是丘吉尔要求雷诺先向罗斯福总统去电说明当前的严重局势，在接到回电前暂不作其他考虑。会议草草收场，丘吉尔当晚飞返伦敦。在此后的4年中他再没有机会访问法国了。6月14日，未设防的巴黎被德国第十八军团占领。

    6月16日，英国内阁决定，只有当法国政府能将它的舰队在谈判期间立即驶往英国海港的前提下，英国才能同意法国政府去寻求停战的条件；但这一行动与英国政府无任何关系。这一天戴高乐又到了伦敦，他与英国外交部的范西塔特等人起草了一份成立英法联邦的方案，并在与丘吉尔共进午餐时向他提了出来。本来对此计划抱怀疑态度的丘吉尔，为了鼓励法国政府抗战到底，不仅表示赞同，甚至还打算再次亲赴法国与雷诺面商。但他未能成行，因为此时雷诺的政府已陷入危机，当天晚上雷诺就辞职了。以贝当元帅为首成立了新政府，投降成了迟早的事。17日，匆匆回国一天的戴高乐又来到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

    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的演讲中说：

    “魏刚将军所说的‘法兰西之战’现已宣告结束。我预计‘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了。……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这样勇敢地承担，以便在英帝国和它的联邦存在1000年之后，人们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３　不列颠之战

    6月22日，贝当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法国舰队并未在谈判期间驶往英国港口，于是7月3日，丘吉尔作出了他有生以来“最痛苦和最残酷的一项可怕决定”。根据丘吉尔的命令，英国海军突然占领了所有逃亡在英国海港内的法国战舰；停泊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法国战舰也被英国海军扣留；但停泊在阿尔及利亚奥兰港的一支重要的法国海军舰队拒绝接受英国海军的最后通牒，结果遭到由英国海军中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统帅的“H舰队”的炮击和海军飞机的攻击，3艘法国战舰被击毁，1艘战舰被击伤，约1300名法国海军官兵丧生，而“H舰队”基本上未受损失。

    7月4日，丘吉尔在下院说明了政府被迫采取这一果断举措的原因，是由于法国方面在保证舰队不落入德国人之手、保证将俘获的约400名德国飞行员送往英国、保证不单独签署停战协定、保证将停战文本事先通知盟国等所有问题上没有一项承诺得到兑现。

    丘吉尔入主政府以来的坚定不移的态度，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效率以及一系列必要措施，使他赢得了下院的广泛支持。但在下院的各政治派别之间却存在着相互怨恨责难的现象；在下院之外出现了较强的敌对情绪。一些工党的主要成员和一直支持丘吉尔的主战派未能进入新政府，而绥靖主义的代表人物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以及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仍身居高位甚至是战时内阁成员。人们对这些人仍然有着难以抑制的愤恨。5月末时，丘吉尔曾主动提出想请劳合·乔治参加内阁，但劳合·乔治拒绝了。他在写给丘吉尔的信中抱怨说：“酿成这场灾难的几位设计师仍是你的政府的主要成员，其中有两位还加入了指挥这场战争的内阁”。但是，丘吉尔知道，保守党在下院居于压倒多数的地位、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起来还多120多席。张伯伦是他们当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代表。而丘吉尔在其自身经历中却有大半时间处于同保守党的摩擦和对立斗争中度过，只不过因为“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这种特殊历史背景，才使多数保守党人迫不得已接受了自己。“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因而留任张伯伦实际上有效地安抚了这部分保守党人。此外，正如历史学家泰勒所分析的那样：“如果丘吉尔只能得到两个反对党和几个不安分守己的保守党人的支持，必然一事无成。他必须把整个保守党引导到自己方面来，而不是分裂这个党。无论如何，他是准备这样做的。痛苦年代的经验使他确信，必须取得组织的支持”。如果按反对张伯伦的人的意见，保守党大臣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就得辞职，而这对全国在战争形势下紧密团结起来是有害无益的。所以，丘吉尔认为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对立情绪继续蔓延。恰好在5月下旬，雷诺曾提出由英国主动提议对直布罗陀、马耳他和苏伊士保持中立或非军事状态，以换取意大利不介入德国与英法之间战事的立场。哈利法克斯认为这一想法可以考虑；而丘吉尔则认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完成以前“最好不要作出决定”。此事又被人攻击为张伯伦派仍在搞求和阴谋。丘吉尔不同意这种近乎政治陷害的说法，他在6月28日对下院发表演讲说：

    “我完全确信，如果我们公开过去和现在的争吵，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就会失去未来。因此，我决不能允许目前政府成员之间出现任何裂痕。我们这个政府是在危机时刻成立的式是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科学成熟的重要标志。没有，其任务是团结各党派，协调各方面的意见。”

    张伯伦也在约10天后对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保守党内有人搞求和阴谋的传言。他说：“如果我同首相意见不一致，我就会辞职，去当反对派，但决不搞阴谋诡计！”据信，此后不久张伯伦还要求马杰森，请他确保在丘吉尔7月4日的演说之后，保守党要表示对首相的一致拥护。这或许就是丘吉尔那天演讲之后得到空前热烈的欢呼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张伯伦在主持处理国内事务的各委员会工作中极有成效的政绩，甚至给艾德礼和格林伍德都留下了极深的良好印象。

    但是反张伯伦的风潮在7月初又掀起了新浪头。由比弗布鲁克报系的3名记者撰写的题为《罪人》的书为人们的愤恨情绪火上添油。英国共产党在“慕尼黑分子滚出政府”的口号下掀起了倒张伯伦的群众运动。当时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大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认为张伯伦应该退出政府。直到张伯伦于7月底因癌症作了大手术后，这一风潮才渐渐平息下来。

    在法国沦陷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补充了兵员和装备，然后大批集结起来，准备对英国发动进攻。墨索里尼在6月26日写信给希特勒说：“元首！现在到了对付英国的时候了。我向您提醒我在慕尼黑说过的意大利准备直接参加攻打这个岛的想法。我已准备由陆军和空军参战。”新近迁到维希的贝当政府也可能作为德国的仆从向英国宣战。而当时英伦三岛的陆军先验的还原见“现象学还原”。，除了步枪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重武器。据估计，全国仅拥有各种类型的野炮不足500门，坦克450辆和25个空军中队。但是在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领导下，全国军民团结一心、镇定如常，努力备战，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丘吉尔曾写道：“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这种精神使普通老百姓都敢于蔑视不可一世的纳粹战争机器，决心同德国法西斯决一死战。

    前后两任本土军陆军总司令艾恩赛德将军和艾伦·布鲁克将军，指挥部队在岛山构筑坚固的防线，挖掘反坦克壕，修建钢筋混凝土掩体，还组建了直接打击登陆敌军的机动部队。7月，罗斯福总统不顾许多人的激烈反对，给英国运来了50万支步枪，8万挺机枪，1亿3千万发子弹，900门75毫米的大炮，100万发炮弹以及炸弹、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这些物资几乎把美国军火库的家底搬空了。丘吉尔立即指示以“有计划的军事行动”组织分运，并立即发放给近100万国民自卫军。英国人本来准备用干草叉和连枷来对付德军，现在有了武器弹药，更感觉自己不可战胜。

    比弗布鲁克在飞机生产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喷火式”

    和“旋风式”战斗机从大撤退时的331架增加到620架，后备飞机从36架增加到289架。海军也把大部分驱逐舰从执行护航任务中调回来对付德军入侵。为了避免“打另一场战争的危险”，丘吉尔还不顾中国等国家抗日战争的需要，宣布关闭缅甸通道3个月。这一姑息日本的行动，实际上为英国后来在东南亚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丘吉尔对可能遭入侵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视察，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观看了军事演习，在哈里奇和多佛尔视察了防御工事。他还到东北沿海一带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泰晤士报》曾报道说：

    “在他经过一个小村庄时，人们很快认出了他，举帽和挥手向他致意。丘吉尔先生似乎处于最佳精神状态之中，他对人们表示感谢，笑容满面……。如果丘吉尔的微笑是一种表示满意的尺度的话，他诚然是很满意的。首相还视察了英国东北部的一个造船厂，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也很快被认了出来，人们大声向他欢呼……。工人们的妻子聚集在造船厂的大门口，丘吉尔先生被热烈欢迎他的气氛所感动，大声问道：‘我们泄气了吗？’妇女们高声回答：‘不！’”

    丘吉尔还借助于广播，利用其前任从未用过的方式直接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以坚强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激发大家的战斗勇气。据估计，全国有64％以上的成年人收听了他于7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并被感动。小说家兼诗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曾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写道：

    “我想，人们之所以被他所使用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词句所打动，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感到，在这些词句背后，有着像一座坚强堡垒那样巨大的力量和决心全力支持着，而决不是字斟句酌、咬文嚼字的缘故。”

    德国人对英国的第一次猛烈袭击是从7月10日开始的，人们通常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7月16日，希特勒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16号令，即所谓的“海狮计划”。命令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其作战目的是“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用4个星期摧毁英国空军，掌握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制空权，为德军登陆扫清障碍。然后于9月中旬实施登陆作战，9月底以前占领英国南部，10月初结束战斗，在伦敦举行胜利大游行。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没有忘记玩弄和解的老把戏。7月19日，他在国会的讲话中提出了所谓的“和平建议”，并命令德国驻美代办寻求与英国驻美大使接触。丘吉尔于7月20日打电报给英国驻美大使馆说：“决不可对德国代办的函件作任何答复。”22日晚，外交大臣奉命宣告：“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8月3日，德国又通过瑞典国王提出和英国政府商谈此事。丘吉尔除让外交部发表了坚决拒绝与法西斯德国进行任何和谈的正式答复之外，同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向新闻界发表了如下声明：

    “首相希望大家了解，德国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决没有完结。德国人正在散播谣言，说他们不打算进攻，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历来表示怀疑，对于这个谣言就更应该加倍怀疑了。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力量在日益增长，准备也日益充分，但决不可因此丝毫放松警惕，在精神上有所松弛。”

    和谈阴谋失败后，德军加强了空袭的力度。在德国人的进攻中，有三个相互重叠连接的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对英国护航舰队和南部港口进行轰炸，并引出英国空军，试图把它消耗光，从而取得制空权；这是渡海登陆的先决条件。希特勒曾在7月31日对海军上将雷德尔说：“如果经过8天的激烈空战之后，德国空军还未大量摧毁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的话，作战行动就势必要推迟到1941年5月”。而这意味着他将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可能由此产生难以预料的危险和困难。因此，德国空军在这一阶段里的空袭行动日益频繁。但英国皇家空军只出动了部分战斗机应战。这样虽然使港口和船只受了一些损失，有4艘驱逐舰和18艘商船被击沉，但是保存了空军实力，也使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英国空军丧失了148架飞机，而德国空军有296架飞机被击落，135架飞机受伤。

    在8月份，德国空军集结了2669架对英空战的飞机，其中有1015架轰炸机、346架俯冲轰炸机、933架战斗机和375架重型战斗机。8月5日，希特勒发出了加紧对英空战的第17号令。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狂妄地认为，只靠空军就能使英国屈服。他从来没有把“海狮”计划看在眼里，一心进行“绝对的”空战。7月至8月初，激烈的空战都集中在英国南部的肯特海角和海峡沿岸上空。戈林和他的顾问们错误地认为，英国的战斗机中队都被吸引到南方来了。因此德国空军决定对瓦什湾以北的各工业城市进行白天轰炸。由于航距较远，他们只能用航程较长但性能较差的“米110”式战斗机护航。英国道丁空军中将对此早有预见，已将7个战斗机中队调来这一地区负责警卫。8月13日，戈林下令实施“鹰计划”，并预先连续几天猛烈轰炸英国的雷达站和空军机场。8月15日，大约100架轰炸机在40架“米110”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对北方的太恩河地区进行了轰炸；同时以800多架飞机空袭南方作为牵制。这天的空战是这一时期中最大的一次空战，在长达500里的战线上，进行了5次大的战斗。在北方，有30架德国飞机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有4名飞行员的“亨克尔111”式重型轰炸机，而英国未损失一架飞机，只有两名飞行员受了伤。道丁空军中将的远见和指挥才能受到了丘吉尔的高度赞扬，丘吉尔把他看作是“通晓战争艺术的一个典范”。在南方，英国所有22个战斗机中队全部投入了战斗，许多中队一天出动两次甚至三次。总的算来，这天德国空军损失的飞机为76架，而英国只损失了34架。战斗以德国的惨败告终。从此以后，没有性能优良的战斗机护航，德国飞机再也不敢进行白天轰炸了。在遭受这次挫折的同时，戈林放弃了对遭到巨大损失的英国雷达站的攻击；这被认为是一个战术上的错误。

    由于天气恶劣，空战在8月19日到23日停止了5天。8月24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德国空军首先打算摧毁英国空军的地面通讯指挥中心扇形站。从8月24日到9月6日期间，德国空军平均每天出动1000多架飞机，使英国南部的5个前沿机场遭到严重破坏，7个扇形站中的6个濒临被摧毁的边沿；446架飞机被击落或受伤；103名飞行员遇难，128名飞行员受重伤，占当时全部飞行员的1C4。丘吉尔为此“感到十分焦虑”。就在英国空军遭受严重损失难以支撑局面的关键时刻，戈林犯了第二个也是更严重的战术错误，9月7日，德国空军转而大规模夜袭伦敦。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空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英国空军得以缓过气来，这将给希特勒和戈林带来严重的后果。

    戈林对作战计划的胡乱更动，使为“海狮”计划作准备的德国海军参谋部大惑不解。他们在9月12日的“战斗日志”中写道：

    “这次空战是作为一种‘绝对空战’进行的，没有考虑到当前海上作战的需要，并且超出了‘海狮’作战计划的范围。就目前进行的空战的方式来看，它无助于主要由海军掌握的‘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

    但是由于希特勒听信了戈林的话，认为对伦敦的大规模袭击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海军参谋部不敢向德国最高统帅部申述意见。

    9月7日这天，德国空军投入了625架轰炸机和648架战斗机，对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德国飞机向瓦尔维治兵工厂、煤气厂、发电厂、仓库以及泰晤士河上几英里长的码头扔了大量炸弹，伦敦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第二天，又像这样轰炸了一整夜。据估计，仅这两天夜里，伦敦约有842人死亡和2347人受伤，城市遭到巨大的破坏。但德军也损失了不少飞机。9月11日，丘吉尔向全国军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指出：“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机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丘吉尔还提醒道：“德国人正以他们一贯具有的周密性和条理性进行准备，要向我们这个岛屿发动大规模入侵……。如果真的试图入侵的话，看来不会拖延很久……。因此，我们必须把下星期或下星期前后看作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可以和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德雷克快要打完一场木球的时候相比，也和纳尔逊在布洛涅为我们抵挡拿破伦大军的时候不相上下。所有这些，我们在历史上是读过了；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9月15日，德国空军集中了最大力量对伦敦进行空袭。

    200多架轰炸机和3倍于此的战斗机群飞向伦敦。英国空军也全力以赴地迎击，双方展开了激烈交锋。丘吉尔当天在设在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第11战斗机司令部里，亲眼目睹了空战情况，英国飞行员的英勇顽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晚他的私人秘书约翰·马丁报告说，这天“一共击落了183架敌机，而损失还不到40架。”后来丘吉尔曾写道：“最突出的是，我们的战斗机驾驶员们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最大的毅力和勇气。不列颠得救了。所以我在下院这样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丘吉尔的这句话后来曾反复播出，广为流传。

    从8月24日起，伦敦在连续85个夜晚中有82个夜晚遭到空袭。从9月7日至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飞机轰炸伦敦，对伦敦的轰炸不间断地持续了57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作为报复，英国空军也轰炸了柏林。由于距离较远，轰炸柏林的规模较小，德国人的伤亡和损失都不算重，但对德军士气和老百姓心理的影响则是至为巨大的。

    在伦敦遭受轰炸期间，丘吉尔几乎每星期都要抽时间到被炸现场视察，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每当看到饱受摧毁的普通英国民众仍表现出抗战决心，丘吉尔总是为之深受感动。9月初，他视察了伦敦港船坞的一个出事现场，群众对他表示了发自内心的热情欢迎。陪同他视察的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负责人伊斯梅将军后来写道：“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码头走了。”丘吉尔也回忆说：“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我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地关心我们，他在哭呢！’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为了减轻空袭造成的危害，丘吉尔指示建立了他所说的“杰姆乌鸦”紧急警报制度，为了救助房屋财产在轰炸中严重受损的人，他抓紧制订了战争保险方案。他还通过林德曼教授组织科学家运用科学技术破坏德军的空中攻势，使来袭的敌机误入歧途。

    11月间，空战进入第三阶段。德国人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空袭的主要目标，试图摧毁英国工业生产中心。这一行动是从14日轰炸考文垂开始的，但持续的时间不那么长，也没能实现他们的目的。英国飞机的产量不仅没有下降，在1940年中，还以其9224架对8070架的比数，超过了德国人。

    由于英国人民在丘吉尔为首的政府领导下，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英勇顽强，决死抗战，使希特勒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彻底破产。9月19日，希特勒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计划；10月12日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1941年7月，希特勒再次把入侵推迟到1942年春天。到了1942年2月13日，在雷德尔海军上将的劝告下，希特勒终于同意将“海狮”计划完全“搁下来。”“海狮”计划就这样完蛋了。不列颠之战以英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４　争取美国援助

    由于成功地领导了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丘吉尔此时在全国军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8月初，《新闻纪事报》公布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赞成丘吉尔的领导的人占88％，怀疑的占5％，反对者占7％。这远远高于原来张伯伦所受到的拥护。此时张伯伦已经病入膏肓，9月底他已是生命垂危了。在逝世以前，他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和保守党领袖的位置。由哈利法克斯提名，保守党老资格的后座议员乔治·考托普爵士附议，丘吉尔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在几个月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泰晤士报》写道：“时间造就了‘不朽的时势艺术’，从近年来的政治史看，再也没有比预先对各类事件作出的估计更不可靠的了。”丘吉尔的老朋友、也曾反对过他的艾默里写道：“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当丘吉尔步入举行保守党大会的会议大厅时，他“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会者起立，热情鼓掌欢呼。”在澳大利亚的大选中，两大政党争相把丘吉尔的光辉名字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大选中获胜的联合党的口号是“孟席斯（该党主席）同丘吉尔站在一起”，“支持政府就是支持丘吉尔”。

    丘吉尔仍然以“前海军人员”的名义同罗斯福总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不列颠之战的进程中，丘吉尔曾为争取获得美国的援助做了大量工作。早在5月中旬他刚当首相时，他就曾要求美国提供四五十艘旧驱逐舰以救急需。6月中，他也发出过同样的电报。7月底，他又致电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您说明，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上，这是目前当务之急的一件事。”但是，根据美国有关法案，除非美国海军当局证明这些旧驱逐舰对美国防务毫无价值，否则就不得将它们送交英国。而就在此前不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还在国会作证时说到这些舰只还有潜在价值。后来罗斯福想出一个办法，即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上的一系列海军基地与美国的驱逐舰进行交换，这样海军就可以证明这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美国的防务。

    8月3日，丘吉尔发电报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侯爵说：“把英国拥有的一些基地让与美国，可以答应，不过我们宁愿无限期地租借而不愿意卖出。”鉴于空战之后德军有立即入侵的可能，所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多次电报中都竭力向他说明，如果英国一旦被击败，如果万一英国出现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以交出英国舰队从德国换取远为宽大的条件，那么，希特勒就成了欧洲的霸主，将会掌握欧洲全部造船厂和海军，而这对美国是极其危险的。美国人决不可自以为得计，以为坚持孤立主义还可以捡到英国舰队的残余。这样想是十分可怕的。丘吉尔这种说法对美国高级官员以至孤立主义者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因为存在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方面已准备同意英国以基地换取驱逐舰，但同时要求英国保证，一旦美国参战，则英国必须在万一战败时将英国舰队或其残部驶往美国，否则这一做法要想获得美国公众舆论支持是极端困难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历史序论》。，而这又是国会是否同意的前提。8月6日，罗斯福通过洛西恩侯爵传来信息说，他希望得到如下保证：如果英国被占领，英国舰队将在海外为帝国继续战斗，决不投降，也决不凿沉。这一保证对美国国会将最有说服力。

    丘吉尔在同哈利法克斯交换意见时指出，英国应当拒绝发表类似罗斯福提出的那种声明。因为“我国不能容忍任何关于本土万一被占领我们将何以处之的讨论。在入侵前夕，这一类的讨论也许会有害于目前如此高昂的群众情绪。此外，我们决不可陷入这样的境地：让美国政府到时可以这么说：‘根据我们把驱逐舰给你们的时候达成的谅解或协议，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你们把舰队开到大西洋这边来的时候了。’”8月7日，丘吉尔给洛西恩的指示说：“就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不愿把英国的崩溃作为实际讨论的题目。……我们决不能同意为了获得驱逐舰或类似驱逐舰的东西而发表这种声明。请你立即表明这一点：我们绝不同意就我们全部的行动自由作最轻微的让步，也不容许发表任何这类失败主义的声明，因为这样做，后果是极其有害的。”

    8月1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们要用舰队战斗到底，我们谁也无意用舰队的投降或凿沉去购买和平。当你引用我这一再提及的保证时，请记住，如果竟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征服英伦三岛及其海军基地并非不可能的，那么，这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是有害的。”

    8月16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就获得海、空军基地而与英国政府磋商的消息。罗斯福竭力说明，美国用几只陈旧的驱逐舰便可在危急时刻换取无限安全是非常有利的。从英国方面讲，单就这一问题表面现象看是很不合算的，两者之间的真正价值难以平衡。但丘吉尔的着眼点主要不在于几十艘既破旧而又效能极低的驱逐舰。他认为这一交换本身将构成一种非中立行为是有规律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量变质变规，这样会使美国更接近英国也更接近战争，它标志着美国由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这一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但在处理方式上，如果把这种交换说成是一种纯粹的交易，肯定将遭到激烈反对。因此丘吉尔设法把这笔交易放在“体现并保持了英语世界的永久的共同利益”的最高水平上来衡量。8月20日丘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在保证不涉及任何转移主权的问题的前提下对这一交易作了如下评价：

    “英王陛下政府衷心愿意在租借99年的基础上将防御设施移交给美国。我们确信，这样做对我们的好处并不少于对他们的好处。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义，这种措施意味着，英语世界的两大民主国家，大英帝国和美国，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在他们的某些事务中将彼此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瞻望未来，这种措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即便我想制止也制止不了，没有人能够制止这么作。和密西西比河一样，它将滚滚奔流。让它奔流吧！让这势不可挡的温暖的滚滚洪流奔腾向前，一直流到更广阔的原野和更美好的日子。”

    针对美国方面只能将驱逐舰作为“交换条件”方能合法转移，并且要求英国方面作出有关保证这些障碍，丘吉尔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使问题获得了令双方满意的妥善解决。这次交易被巧妙地安排成“患难中的两个朋友，彼此应竭尽所能，互相帮助”，双方都不斤斤计较而只体现出大家的“慷慨和好意。”至于要英国作出保证一事，丘吉尔甚至为罗斯福拟好了“美国总统为了要我提出他所希望的保证而拍给我的电报。”罗斯福采用了这份电文，全文如下：

    “据悉，大不列颠首相曾于1940年6月4日正式向议会宣称，在这场由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殖民地参加的战争中，如果英国战舰不能守住英伦三岛周围的水域，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而将开往海外，保卫帝国的其他地方。

    “美国政府郑重询问，上述声明是否代表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丘吉尔收到这篇表面文章后，立即发出了实际上此前已得到罗斯福认可的电文作为答复：

    “总统先生，你询问，我在1940年6月4日向议会发表的关于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的声明是否‘代表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方针。”当然是的。不过，我认为这种假设的意外事情，似乎更可能落到德国舰队或其残余舰只的头上城外水心村而名。详见“永嘉学派”。，而不会落到我们舰队的头上。”

    就这样，“一切问题便令人愉快地迎刃而解了。”9月5日，丘吉尔以谨慎的措辞将此事正式通知了下院，并且“获得了他们的默认——实际上是全体同意。”50艘驱逐舰很快交到了英国海军手中，使英国战时计划中新造舰只交付使用之前，英国海军可以极其顺利地渡过舰艇短少的时期。

    就在英美双方就驱逐舰问题进行紧张地反复磋商的同时，1940年的美国大选已经拉开了序幕。按照美国政治传统，总统不得第三次连任。但在激烈的战争使世界局势日渐严重的特殊背景下，这一传统被罗斯福打破了。他又一次接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国内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在对待正在顽强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英国人民的态度上，双方争相表现出热切的关注和坚决的支持。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希望和与自己已经能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罗斯福打交道，而不愿“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从头开始交往。”他急切地盼望知道美国大选的结果。

    当11月6日传来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的消息时，丘吉尔深感庆幸，立即致电表示祝贺。而罗斯福在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根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分配军火产品，即大致上一半分给美国军队都相和胶西王相。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另一半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美国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同意在英国已定购的11000架飞机之外，再供应12000架。使丘吉尔头疼的问题是这笔钱怎么付。11月中旬，洛西恩侯爵回国述职时，与丘吉尔一起用全部心思来考虑困扰着他们的“美元问题。”

    英国参战时，有45亿美元的资产，包括美元、黄金和可折算的在美投资。后来通过在南非开采新的金矿和向美国出售商品又增加了20亿美元。在宣而未战的“晦暗不明的战争”中，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尽量节约使用美元；而当1940年5月以后，战况急转直下，此时上台的丘吉尔政府面对可怕的现实，“遵循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订购一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自6月以后，英国又把法国在美国的订购单全部接了过去，使其外汇开支几乎增加了一倍。到11月止，英国按照一年前美国在废止中立法之后确定的“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新原则，付清了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货款，支付了45亿以上的现金。剩下的20亿美元中，大部分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投资。而且即使全部卖掉英国的黄金和海外资产，也不够新近订货的一半货款，何况战事的发展必将使订货以十倍的需要增加，而英国政府为了应付日常使用，还得在手头上留点钱。若是因为没有钱就削减订单，这也是不能考虑的。丘吉尔认为：“归根到底，最大的节约就是缩短战争。”剩下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说服美国人尽可能地对英国给予援助。

    11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三国条约》。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战争冲突可能不会再局限于原有的地区范围。德国对伦敦、考文垂等著名城市的野蛮轰炸，也激起了美国民众同情并钦佩英国人民的巨大热情。非常熟悉美国情况的洛西恩侯爵认为，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肯定正在寻找最适当的途径帮助英国，他劝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信陈述英国目前的处境。丘吉尔与洛西恩侯爵一起商量了这封信的写法。写成后又经参谋长委员会和财政部一再审核和经战时内阁批准，最终于12月8日定稿并立即拍发给罗斯福。

    罗斯福在乘“塔斯卡卢萨号”前往加勒比海视察西印度群岛上的新基地的途中收到了丘吉尔的长信。在这封信中，丘吉尔对战争的总形势及其在新的一年中的发展作了展望，详细地说明了生产和运输两方面的紧急问题，以及德国飞机和潜艇袭击造成的危险，坦率地摆明了英国财政的困难状况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德国哲学家，现，并要求美国更迅速地提供更多的援助。丘吉尔最后在信中说：

    “你们能够支援我们的军火和船只越迅速、越丰富地源源而来，我们的美元存款就消耗得越快。……我们不能再以现金支付船舶和供应品的时候即将到来。当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正当的牺牲用外汇来支付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如果大不列颠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被夺去它全部可以销售的资财，以致在我们用我们的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武装以防不测的时间之后，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其结果对双方都是不利的。这样的方针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是不符合于我们任何一国利益的。……

    “我不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会认为把他们慷慨答应给与我们的援助限制于要立即付款才能供应的军火和商品，是符合于指导他们行动的原则的。……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给你和你的人民去考虑，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据哈里·霍普金斯后来告诉丘吉尔，罗斯福坐在他的帆布躺椅上一再看这封丘吉尔自认为是“最重要的书信”，然后绞尽脑汁，默默沉思。罗斯福得出的决策是，“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英国使用。这样做“伦理学”、“文学”、“经济”、“政治学”、“法学”中的“黄，既有法律依据，亦有大量先例可循。“现在，所有这一切一变而为果断的行动，宣告了‘租借’这一光辉灿烂的概念。”

    罗斯福从加勒比海回来的第二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了他的想法。他说：“勿庸置疑，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最直接有效的防卫在于大不列颠之得以保卫其本身。”如何帮助大英帝国保卫它自己呢？罗斯福说：“现在，我正想要做的就是要取消美元的标记。这在在座的各位的心目中是一件崭新的东西。我认为——要把这无聊的、荒谬的以及老牌的美元标记取消。”他以拿自己的水龙头帮邻居救火的假设，形象地说明了“租借”的实质：“现在我怎么办呢？在救火以前，我不会对他说，‘邻居，我这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值15美元，你得给我15美元才能用。’不能这样做！那怎么办呢？我不要这15美元——在把火扑灭之后，我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

    此后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了罗斯福的想法。丘吉尔认识到，“租借法案”一经美国国会通过，马上就将使整个局面得到改观。“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定而无拘无束地为我们一切的需要制定包罗万象的长期计划。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账目也没有。”

    丘吉尔在为此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也对曾经为争取美援做过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却已于12月12日病故的洛西恩侯爵深怀悲悼之情。他立即考虑选择英国驻美大使的继任者。只有“一位全国知名并谙熟世界政治各个方面的政治家”才能胜任这一职务。他曾考虑过劳合·乔治，但因其年事已高而作罢，后来最终确定了由哈利法克斯勋爵继任；这一选择得到了华盛顿高层人士的赞同。由安东尼·艾登接任外交大臣。丘吉尔又安排戴维·马杰森接替艾登任陆军大臣嘉派先导学者。山西太原人，五世祖始迁江苏淮安。应试不，而其空缺出的全国联合政府总督导员一职则由詹姆斯·斯图尔特充任。

    12月30日，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指出：“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最后，他推出一个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英国的战况和与丘吉尔交换意见，1941年1月初，罗斯福派霍普金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飞往伦敦。霍普金斯与丘吉尔之间建立了亲密关系，也对丘吉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月14日写给总统的信中说：

    “丘吉尔是一切意义上的政府，他决定大的战略，而且常常连细节也不放过。工人们信赖他；陆、海、空三军全体一致支持他；政治家们和上层社会也声称喜欢他。我要强调指出，而且不论怎样强调这一点都不算过分：即在这里，他是你所需要、并与之充分取得一致意见的、独一无二的人。”

    霍普金斯在英国呆的时间比预定时间长得多，他直到2月中旬才返回美国。当3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最终通过了“租借法案”以后，罗斯福即指定由霍普金斯负责援助英国的事务。在哈利法克斯于1月赴华盛顿就职后，美国也于2月派出约翰·G·怀南特为英国大使，结束了这一职务近两个月的空缺状态，从此英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密切的新阶段。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丘吉尔以政治家的深邃远见和外交家的巧妙手腕，经过多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难以分开的。由于“租借法案”在支援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后来丘吉尔把罗斯福总统的这次胜利，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转折点”①——

    ①丘吉尔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五个转折点。其余四个转折点：一是法国沦陷；二是不列颠之战；四是德国进攻苏联；五是珍珠港事件

 七　通向胜利的漫长道路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不列颠之战，为在法西斯德国野蛮的狂轰滥炸和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之下顽强抗击的英国人民的命运而担忧时，丘吉尔及其领导下的英国人民不仅始终保持着沉着坚定的态度，而且对获得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始终抱着极大的信心。丘吉尔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在丘吉尔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时，《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而丘吉尔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把这种英国精神及必胜的信念表达得更为清晰。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丘吉尔在英国处于最危急，最困难时立下的这些誓言，像一座巍峨的精神灯塔，照亮了欧洲人民在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通向胜利的漫长道路

 １　北非大捷和地中海战略

    在丘吉尔的多方努力下，英国终于争取到强大的美国提供的数额巨大的援助；但是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没有直接参加战争。英国作为屹立在欧洲的唯一的反法西斯的坚强堡垒，仍处于长期孤军作战的境况中。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丘吉尔不仅率领全国军民进行了本土防卫战，同时还指挥着海外的英联邦军队在非洲和地中海区域向德意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

    由于法国退出战争，英国正承受着德国纳粹军事机器的巨大压力，法西斯意大利以为自己获得了控制地中海、重建古罗马庞大帝国的“5000年难逢的机会”，于是在非洲大肆扩张。在1940年的7至8月，意大利已经将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连成一片广阔的新领土，在这片土地上驻有40万以上的意大利军队和民兵师。而英国当时在北非的兵力只有一个装甲师和两个半步兵师，总兵力不超过5万人，防守着近300万平方公里土地；飞机也比意大利的少。在这种多寡不均、兵力对比悬殊的态势下，墨索里尼妄图乘人之危，一举占领埃及，歼灭英军在非洲的主力部队，将昔日的英国属地并入自己的版图。

    在1939年12月，英国在非洲对意大利作战的策略是撤出索马里。后来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打电报给陆军部说，不战而退将有损于英国的威望。1940年8月，在意大利军队入侵索马里以后，英国军队在戈德温——奥斯丁将军指挥下，对意军进行了阻击之后很快撤退。意大利为此举国欢庆，墨索里尼对进攻埃及也有了更大信心。他命令格拉齐亚尼元帅发动入侵埃及的战役。此前从意军的主要基地的黎波里沿着海岸线向东直至埃及边境，已修好一条宽阔的公路。意大利人利用这条公路，在埃及边境上集结了大约30万人的部队和大批装备，并在公路沿线建起一连串的兵站和军火库。墨索里尼对富庶的尼罗河平原垂涎欲滴，志在必得；而老奸巨滑的格拉齐亚尼却疑虑满腹，踌躇不前，生怕中了盟军的计谋。就在意军迟疑未决的时候，英军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完成了“罗盘”战役的准备工作。

    双方在六七八三个月中，发生过一些规模较小的战斗，英军在战斗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战果。这三个月中，意大利公布的伤亡人数几乎达3500人单面度性法国马尔库塞的用语。指资本主义状态下社会，其中约700人其实已成为英军的俘虏；而英国的损失仅有150余人。可以说战争一开始英军就处于上风。

    12月份开始了大规模战斗。在经过有意识地示弱并撤退之后，英军出其不意地突然发动了强大的进攻。12月6日，约25000名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受过沙漠中的锻炼的全部机械化装备的英国陆军部队，被通知进行夜间长途奔袭的演习。他们全副武装地在黑夜中挺进了40多英里，清晨时又被命令整天一动不动地蜷伏在荒凉的沙漠之中。晚上他们继续行进；到第三天也就是8日那天，他们才被告之，这并非演习而是“真要打仗”。9日拂晓，西迪巴腊尼之战拉开了序幕。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英印联军发起了进攻。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攻克了尼贝瓦城。下午又占领了图马尔兵营，俘虏了大部分守军。西面的公路被英军第七装甲师切断，使西迪巴腊尼成了孤岛。10日天刚亮，早已准备停当的驻防马特鲁港的英军部队，就在军舰的强大火力掩护下，向意军阵地正面发起猛攻。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到10时为止，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指挥部就报告说，俘虏已多得无法清点，下午，西迪巴腊尼即被英国部队占领了。11日，英国第16摩托化步兵旅和澳大利亚第6师继续乘胜追击意大利溃军。12日，丘吉尔在下院报告说，布克布克和西迪巴腊尼周围的全部海滨地区都已控制在英联邦部队手中。已将7000名俘虏送到了马特鲁港。

    “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意大利人被包围，但是，如果说，至少有三师意军的精锐，其中包括许许多多（黑衫党）组织，不是被歼灭，就是被俘虏，却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正一鼓作气地继续向西追击。空军正在轰炸，海军正对准敌人退却的主要公路轰击，并且已接获报告，另外又有大量的俘获。”仅仅在三四个月以前，丘吉尔对埃及的防卫还感到很担心，而此刻，他的忧虑却已一扫而空了。

    12月12日，在西迪巴腊尼的最终胜利已确定无疑时，韦维尔将军“主动地采取了一项明智而大胆的决策”，把通常情况下本应留作总预备队的刚从战场上替换下来的第四英印师，立刻调往厄立特里亚事辩证法思想。《〈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新民主，与第五英印师一起参加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埃塞俄比亚战役。在经过700多英里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很快又投入了战斗。这一行动对克伦之战的胜利和埃塞俄比亚的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月16日，丘吉尔明确指示韦维尔：“现在你们的首要任务是粉碎意大利陆军，并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逐出非洲海岸。”在作了一些具体要求之后他又指出，“拿破仑的铭言‘击溃主力，其余便迎刃而解’，应该记取。我必须重申我在上封电报里提出的主张：进行两栖作战，并在敌后登陆，以便切断敌军部队并使我军能由海上运送物资和军队。”

    意军在西迪巴腊尼失利的消息，对还在作着重建古罗马帝国美梦的墨索里尼不啻晴天霹雳。故作镇静的“领袖”希望事态能得到制止，局势尚可挽回。于是，“1940年12月17日，领袖给总参谋长卡瓦莱罗一信，语气严厉，命令部队与阵地共存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命令’，他写道，‘而且是我们国家的命令’。但愿这一鞭子能够奏效。”

    墨索里尼的主观意愿并不能阻挡英军的前进步伐。1941年1月3日，英联邦军队又对巴迪亚展开了猛烈进攻。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一营澳大利亚部队攻占了西边外围阵地的一个据点，随后两个澳大利亚旅继续进攻并向侧翼清扫外围。

    这些澳大利亚士兵唱着一首才从美国电影中学来的诙谐歌曲，向敌人的阵地发起冲锋。4日，在步兵支援下，英军的“马蒂尔达”坦克攻入了巴迪亚；5日迫使守城意军投降。英军在这次战斗中共俘虏敌军45000人，缴获了462门大炮。

    1月6日，英军的进攻矛头又转向了托卜鲁克。英国第七装甲师切断了其交通。次日，先头部队澳大利亚旅抵达其东部防线，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形成了对它的合围。总攻到1月21日才开始，到第二天清晨便全部结束了战斗。俘虏意军近3万人，缴获大炮236门。与此同时，沙漠兵团在一个半月内攻占了两座海港，俘虏意方军队11．3万人，缴获大炮700余门。此时，侵入并希望征服埃及的意大利的庞大陆军，已经溃不成军了。可惜由于距离过远、供应困难，使英国军队向西推进受到严重影响。

    英军的巨大胜利与海军和空军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海军除了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敌军阵地外，还给陆军运送了大批军供物资。空军虽然在数量上少于敌人，但英国飞行员的勇敢精神，反而使他们占尽上风，取得了制空权。战斗结束后发现，意军被击毁和放弃的飞机就达几百架。

    在战役的进程中，丘吉尔在1940年12月23日晚向意大利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我们的军队还在粉碎并且一定要粉碎你们的非洲帝国”。他指出，是墨索里尼这个法西斯独裁者将意大利带到了如此危险的地步。他号召“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的命运”。

    在丘吉尔指示下，英军乘胜前进，把迅速摧毁意大利在东北非的部队，作为1941年前几个月在海外作战的主要目标。2月6日，英军比预定计划提前3个星期攻克班加西，并在沿海公路线上同几个意军主力纵队激战了一整天。7日拂晓，意军在出动30辆坦克作最后的挣扎仍遭失败后，在伯根佐将军带领下向英军投降。在两个月中，尼罗河集团军向西推进了500英里，歼灭了意军9个师，俘虏13万人，缴获坦克400辆，大炮1290门。丘吉尔致电韦维尔将军，热烈祝贺英军获得的这一辉煌胜利。

    在苏丹，普拉特将军指挥着英联邦部队于1941年1月向卡萨拉发起了猛攻。19日，意军被迫撤离该地；不久，他们又不得不放弃加拉巴特，最后完全退出了苏丹。在埃塞俄比亚，桑福德将军指挥的一小支英军为核心，使全国的起义工作进展迅速，逐步肃清了戈贾姆以西大部分地区的残敌。1月20日，海尔·塞拉西皇帝回到了埃塞俄比亚王国。

    2月，英军实施“帆布”作战计划。14日占领了基斯马尤；22日攻克杰利布，使意军全线崩溃。25日，英军摩托化部队进入意属索马里的最大港口摩加迪沙，缴获了大批军需品，其中包括40多万加仑的宝贵的汽油。参加指挥这一战役的坎宁安将军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后，于3月初开始长途奔袭，17日攻占了距摩加迪沙740英里的季季加，光复了意属索马里全境。坎宁安将军不顾疲劳，继续向摩加迪沙以北约200英里的费尔弗挺进。这一行动完成后，英属索马里亦被全部收复。3月底，部队抵达迪雷达瓦集结，为下一步进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作准备。在3个月中，坎宁安将军的部队长途跋涉了850英里，击毙、俘虏或击溃意军5万多人，而他的部队伤亡不到500人。

    与此同时，英军在埃塞俄比亚也进展顺利。3月27日攻占了军事重镇克伦；4月1日攻克阿斯马拉；8日迫使马萨瓦的守军投降。此时坎宁安将军的部队已进入了亚的斯亚贝巴。尽管墨索里尼严令“死守”，但意军大势已去，难以坚持抵抗。

    5月5日，海尔·塞拉西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亚的斯亚贝巴。

    英国军队在北非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全面胜利，5万英军竟然击溃了50万意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

    与北非战场遥相呼应的是地中海对岸的巴尔干半岛战场。墨索里尼在妄图征服埃及的同时，于1940年10月28日向希腊发动了全面进攻。应希腊政府的要求，英国海军接防了克里特岛天然良港苏达湾，并以此为基地，派飞机袭击塔兰托的意大利舰队和普遍骚扰意大利南部。意军有三艘战舰，一艘巡洋舰被击中，造船厂也遭严重破坏，而英军只损失了两架飞机。在英军支持下，希腊军队发动了反攻。11月22日，希腊军队将意军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并攻占了科尔察。他们还包围了意军精锐部队阿尔卑斯“朱利亚”师团，使意军遭受了伤亡2万、被俘5千人的惨重损失。

    由于墨索里尼的失败危及了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希特勒下令德军进行武装干预。为了阻止德军在这一地区的攻势，丘吉尔安排新任外交大臣艾登和约翰·迪尔将军到开罗、雅典和安卡拉进行了一次访问，向他们表明了英国亦将干预这一地区局势的想法。他俩以及韦维尔将军也都认为，英国干预对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将起鼓励作用。果然，3月27日，南斯拉夫发生政变，组成了坚持抵抗的新政府。但是，强大的德国军队很快就制服了希腊和南斯拉夫。仅在11天后，南斯拉夫新政府就被迫投降。希腊军队也顶不住德国元帅李斯特的装甲部队的冲击和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被打得一败涂地。4月23日，希腊军队向德军投降。4月27日，纳粹的坦克开进了希腊首都雅典。希腊国王和政府被迫随同残余部队和英国军队撤到了克里特岛上。

    但是克里特岛上的防卫力量十分薄弱，各方面的部队加起来总共还不到3万人，还得看守6000名意大利战俘。全岛只有16门重型高射炮和36门轻型高射炮；约有近40架各种型号的飞机，但其中一半不能使用。这些部队面临着德军的精锐部队的巨大压力，大约有1．6万名德国伞兵将自天而降，其中有戈林最为得意的“英雄空降师”；德国方面可以投入的飞机共计1280架；此外，还将有7000人从海上登陆。战斗在5月20日清晨打响，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空降部队的进攻，德军的矛头首先对准了马利姆机场。充满法西斯狂热精神的德国空降部队的攻击力量大大超出了英军将领的预计，但是英军在保卫克里特岛时所进行的顽强抵抗，也给德国人造成了巨大伤亡。英国海军在付出两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被击沉的惨重代价的同时，也击沉了满载德军登陆部队的帆船12只和轮船3只，因此而淹死的德军约4000多人。一个星期后，英军不得不开始撤退。希腊国王和政府亦随同撤出。到6月1日，共有17500人被安全地撤到埃及，但来不及救出的5000名英军，除少数人被俘外，大部分都战死了。据估计，在这次保卫战中，英国及其盟国军队的死伤人数约为1．5万多人，而德国人的伤亡也不会少于此数。

    克里特岛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时，丘吉尔发现德国人有跨越东地中海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进军的战略意图，他立即安排印度事务大臣说服印度总督和驻印军队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从印度调部队到巴士拉去。英军的果断行动迅速见到成效。5月末，伊拉克成立了一个友好的新政府，6月上旬，韦维尔也在丘吉尔的催促下对叙利亚采取了侵入行动。在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军队支持下，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迫使原来效忠于法国维希政权的叙利亚当局，于7月12日按照英方的要求签署了停战协定。

    德国最高统帅部在干涉巴尔干半岛军事局势的同时，亦向北非派出了增援部队，意在挽救纳粹的意大利同党的败局，同时扩大德国在北非的势力。这时，一位德国军事名将隆美尔登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舞台。1941年初，隆美尔被任命为德国派往利比亚的军队的司令。2月12日，隆美尔率领他的部下抵达的黎波里。此前隆美尔在欧洲大陆的进军中曾取得了出色的战绩，表明了他是一位运用机动部队的能手，是一位胆大机警、作风顽强、敢下决心的军事赌博家。隆美尔一到北非，就拒绝了意军总司令对他的节制，要求并获得了完全的行动自由。3月31日，隆美尔进攻阿盖拉。4月2日，英军被逐出阿杰达比亚。班加西的英军部队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6日晚，在撤退的过程中，英军前线指挥官尼姆中将和他的顾问奥康纳中将同时被德军俘虏。英国的装甲旅在优势的德国装甲部队的攻击下溃不成军。丘吉尔后来回忆道：“在一击之下，而且，几乎在一日之中，作为我们一切决定的基础的沙漠侧翼便崩溃了，并且大事削减了本来就力量薄弱的那支派往希腊的部队的力量。”

    4月7日，丘吉尔电报指示韦维尔说，“托卜鲁克似乎是应死守而决不作撤退之想的一个地方”，要求他坚守这一要塞。12日，德、意联军再次发动进攻，首先攻占了巴迪亚，接着隆美尔的重型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迅速推进到托卜鲁克附近。但是这次在英军十分顽强的据守下，隆美尔初尝了失败的滋味。16日凌晨，一支由3艘驱逐舰护卫的5艘满载军火和机动车辆的运输船组成的德意船队，与英国的4艘驱逐舰遭遇，英国舰队击沉了敌人的所有舰只，而英方只损失了1艘驱逐舰。这两次胜利遏制了德意联军的进攻势头，双方此后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拉锯战。

    4月下旬，希特勒又向利比亚增派了拥有400辆坦克的强大装甲师，给英军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为了保证英国军队在北非抗击德意联军的战役取得胜利，丘吉尔不顾海军部的强烈反对，冒险实施“老虎”计划，将307辆坦克直接通过地中海而不是绕道好望角运往北非。

    5月15日，在韦维尔将军部署下，戈特将军指挥英军一举攻克塞卢姆和卡普措堡。但很快遭到德意军队反击，英军被迫退守哈尔法亚。此后的一个星期中，德军第15装甲师陆续开抵前线。而英军的“虎仔”冒险运到后，为使这些步兵坦克适应沙漠地区作战的要求尚需时间，不能马上投入战斗。5月26日，德意联军进攻哈尔法亚。第二天英军就被迫放弃该地，撤出了战斗。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韦维尔于6月15日提前实施“战斧”计划，调动了大约2．5万英军，分别由克雷将军和梅塞维将军指挥，南北夹击哈尔法亚。战斗开始时有些进展，但后来隆美尔出动强大的装甲部队从西边包抄英军，意欲围歼。英军的坦克部队前往迎战，终因敌人过于强大而被迫撤退，“战斧”计划很快就失败了。

    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战事紧张进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难解之谜之一的事件，即赫斯事件。5月11日是一个星期日，丘吉尔正在迪奇莱度周末时，接到汉密尔顿公爵的报告，说希特勒最宠信的助手，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赫斯，单人驾机飞到了英国。赫斯对汉密尔顿公爵说，他来执行一项“人道使命，元首并不想打败英国，而希望停止战斗，共同对付俄国”。他希望汉密尔顿公爵将他引见给英王乔治，并希望英王以希望和平的政党组阁取代现政府，因为他认为“自从1936年以来就策划战争的丘吉尔以及他的一些支持其战争政策的同僚们并不是元首能与之谈判的人物”。赫斯在与英国内阁指派和他会晤的西蒙勋爵谈话中表示的主要观点是，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条件是德国在欧洲自由行动，英国在英帝国内自由行动。其他的次要条件是归还德国殖民地，从伊拉克撤出并对意大利停战媾和。赫斯认为，事实上，英国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不同意这些条件，“迟早总有一天它会被迫同意的”。

    赫斯事件曾在英国、美国、苏联以及德国轰动一时。但是丘吉尔“从来没有对这个逃亡事件怎么重视”。在西蒙勋爵与之进行过几次谈话后，赫斯被作为战俘囚禁于伦敦塔，战后他与他的旧日同僚们一起接受了纽伦堡审判。

    赫斯事件并没有转移丘吉尔的注意力，此时他最为关心的仍是北非战局，“战斧”计划失利的消息曾使他郁郁不乐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幽谷中徘徊数小时，因为“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巨大的压力已经使韦维尔心力交瘁，在前线视察的艾登说：“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10年。”经过反复考虑和与内阁及军界协商之后，丘吉尔决定让韦维尔与印度总司令奥金莱克对调职务。同时还任命前贸易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为战时内阁的国务大臣，代表战时内阁常驻中东主持一切非军事事务，协调国内外关系。

    远隔大洋的罗斯福总统也密切关注着地中海地区的战斗情况，并给丘吉尔发来了表示鼓励和支持的电报。丘吉尔在1941年5月4日的回电中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土耳其、近东、以及西班牙悲观情绪日见增长，据我看来，唯一足以扭转这种趋势的决定性力量，便是美国立刻作为一个交战国参加我方。”“我恳求你，总统先生，切勿低估可能随着中东的崩溃而来的后果的严重性。”“关于维希方面，我们切盼你能带头用又打又拉的办法从他们那里尽量得到实惠。只有你能制止德国人进入摩洛哥。”

    在5月3日晚上，丘吉尔又一次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了广播演说。他并不掩饰局面的严重性，但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说：

    “我们在纵观欧洲和非洲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在亚洲可能发生的事件时，难免是忧心忡忡，焦灼不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千万不可失去判断的能力，以致悲观失望或惊慌失措。

    当我们以冷静沉着的目光注视着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困难时，如果回忆我们已经克服了的那些困难的话，新的信心便会油然而生。”他还引用了英国诗人阿瑟·休·克拉夫的诗句“用以说明我们的命运”：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空自冲击，

    仿佛是寸步难进的时候，

    远远地，通过小河小湾的流灌，

    已静静地汇成一片汪洋。

    当晨光初照人间，

    那光芒岂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面缓缓地上升，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边，大地已是一片辉煌

 ２　战火燃向东方

    到1941年5月，尽管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他也越来越明白，跨越英吉利海峡征服英伦三岛的可能性已日趋渺茫。德国人无法得到亦难以集结大规模渡海作战必需的船舶和登陆艇；同时英国的空中力量也在日益增长，将使已经在质量上超过德国的英国空军，于一年左右在数量上也超过德国。“所以，希特勒一认识到戈林的希望和吹嘘已经破灭，便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了苏联。丘吉尔分析说：“一经看出英国不能像法国和低地国家那样被吓倒和制服时，这两个专制暴虐的大国之间的基本矛盾便又显现出来了。”在丘吉尔看来，斯大林已经“更加意识到他的危险，就更加想争取时间。但是，正如我们行将见到的，他为了要同纳粹德国保持友好，显然牺牲了许多利益，冒了许多风险。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于即将临头的大难作出了许多错误的估计，表现得愚昧无知。从1940年9月一直到希特勒1941年6月发动进攻的时候为止，他真是一个既冷酷无情，又诡计多端，又孤陋寡闻的巨人。”

    早在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发出的“巴巴罗萨”指令，已经定下了为进攻苏联而集结的军队的有关部署和主要任务，并规定5月15日为进攻日期。但由于南斯拉夫的政变，使希特勒推迟了进攻苏联的计划。当丘吉尔得到有关情报后，他认为有必要向斯大林发出警告。于是他在1941年4月3日向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利普斯爵士发了一份要大使转交斯大林的简短而含蓄的电报：

    “以下是我给斯大林先生的电报，只可由你面交。

    “我曾从一位可靠的情报人员获得可靠的消息：当德国人认为南斯拉夫已经上了圈套时（即3月20日以后），他们就开始从罗马尼亚把五个装甲师中的三个师调往波兰南部。他们在听到塞尔维亚人的革命时，又立即下令停止前进。阁下大可玩味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

    虽然因故有些拖延，但电报在4月23日已交给了斯大林，丘吉尔的警告没能引起斯大林的足够重视。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苏联尽量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在许多事情上迁就德国。5月3日苏联正式承认伊拉克亲德的拉希德·阿里政府；5月7日，比利时和挪威流亡政府的外交代表被苏联驱逐；随后南斯拉夫和希腊公使馆的全体人员也被赶出了莫斯科。据德国陆军部经济司长托马斯将军后来写道：“俄国人履行交货任务直到进攻前夕，在最后几天，还从远东用快车急运橡胶。”

    6月15日，丘吉尔电告罗斯福总统：“根据我能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其中并有最可靠的消息，德国看来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乃是我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罗斯福通过美国大使怀南特口头答复说，如果德国进攻俄国，他会立即公开支持“首相可能就欢迎俄国成为同盟国而发表的任何声明”。

    6月21日是星期六，丘吉尔在契克斯度周末，和他在一起的有美国大使怀南特夫妇、艾登夫妇和他的秘书们。丘吉尔在谈话中表示应当全力帮助俄国，他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问他，对他这位头号反共人物来说，这是否是同流合污。丘吉尔回答：“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我的一生这样一来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6月22日晨4时，科尔维尔接到外交部打来的电话，报告了德国已经进攻苏联的消息。由于丘吉尔曾有指示，除非德国人侵入英国，否则不得因别的事叫醒他，因此直到8时科尔维尔才向他报告了这一消息。丘吉尔决定晚上9时发表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

    “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决不和敌人谈判，我们决不同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进行会谈。我们将在陆地上对他作战，我们将在海洋里对他作战，我们将在天空中对他作战，直到邀天之助，我们把他的影子从地球上消除尽净，把世界上的人民从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止。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

    ……

    “这不是阶级的战争，而是整个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信仰与党派所从事的一场战争。……”丘吉尔最后说：“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似乎苏联军队对德国的进攻缺乏精神准备，部队没有接到任何进行还击的明确命令。大约有几百架飞机还没来得及升空迎敌，就被炸毁在机场上。英国政府担心苏联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预计德国在尽快结束对苏战争后仍将回头实施入侵英国的计划，于是向军队下达命令，要在9月1日前做好应付入侵的“充分的战斗准备”。

    但苏联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而且对战争的准备工作也并不像英国人，还有德国人想象的那样差。德国人原以为会遇到大约220个师的抵抗，但此时他们发现面对的是360个师。尽管战争刚开始时他们使苏联军队遭受了惨重损失，但苏联人还是坚持战斗，顽强抵抗。

    7月12日，英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了在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规定双方相互给予一切形式的援助和支持，双方均不同德国进行谈判，更不单方面同德国媾和。根据协定的精神，英国派出了两个战斗机中队到摩尔曼斯克，保护北方航线，另外还派军队到伊朗去建立补给线并保卫油田不被德国人夺取。9月，英美军需供应会议在伦敦召开；英国同意将原定提供给英国的各种军用物资转拨给苏联。丘吉尔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此时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他从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个人政务活动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著名的英国工党政治评论家迈克尔·富特评论说：“1941年6月22日以前，英国的胜利是梦想，而在这一天之后，英国的胜利已在预计之中。”

    与此同时，丘吉尔仍然把促成美国参战作为自己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他预定于春季与罗斯福总统举行会晤，但由于地中海战事使他无法脱身，罗斯福总统也因为忙于国内的立法程序而无暇他顾，致使这次会晤拖了下来。8月9日，丘吉尔乘“威尔士亲王号”抵达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阿金夏美国海军基地，在此同乘坐“奥古斯塔号”前来的罗斯福总统举行了会晤。这是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第二次握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曾在伦敦的一次宴会上见到过丘吉尔，那时丘吉尔已是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自然没能特别注意那位当时还不为人知的美国年轻官员，对那次邂逅也未曾下什么印象，这使对上次见面记忆犹新的罗斯福感到不快。但这种不快很快被丘吉尔此次见面中对他表现出来的尊重所打消。对于讲究规矩礼仪的英国人来说，罗斯福总统是国家元首，而丘吉尔只是政府首脑，加上罗斯福传奇式的经历和所取得的巨大政治成就，使丘吉尔对他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情，因而对他表现出一种自然的敬重。

    英美两国领导人就德国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由于苏德战争减轻了苏联对日压力，而使日本在其他方向上进行军事行动的威胁加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丘吉尔满心希望能和罗斯福一起制订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共同政策，但因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罗斯福未能作出什么具体承诺。双方只是在拟议中的五点联合宣言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改后，共同发表了一项被称为《大西洋宪章》的八点原则声明。声明表达了两方共同战胜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的原则立场，提出了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的问题。该文件指出，英美两国“所寻求的和平，不仅是要永远推翻纳粹暴政，而且是要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获得安居乐业的手段，等等”。丘吉尔以及英国民众对这次会晤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失望情绪，因为，“在英国，人们原来期望这次会议将产生惊人的行动——会有浩浩荡荡的美国舰队迅速地驶过海洋——而结果看到的不过是一系列道貌岸然的词句。”但是，在丘吉尔的敦促下，两国政府工作人员同时起草了分别“致日本政府的平行的信件”，对可能在太平洋进一步侵犯的日本提出了警告。丘吉尔相信，由英国、美国以及荷兰、苏联等国参加发布的这类宣言，肯定会起到遏制日本的作用。总的说来，这次会晤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它的实质性意义。它向德意日轴心国显示了英美之间的政治团结和军事合作的意向和姿态，但未能达到丘吉尔促使美国参战的目的。罗斯福总统会晤后向美国记者说过美国“并没有更接近战争”的话，其本意只是为了对付孤立主义者的诘难，然而在英国内阁和社会舆论中引起了广泛的沮丧情绪。但是就连对参战持积极态度的罗斯福也没有料到，美国仅仅在3个多月之后就被卷入了战争。

    由于美国政府在4月18日宣布将美国的安全地带和巡逻区域扩展到包括西经26度左右以西、包括全部北大西洋水域在内的一线，并在不久之后又向东扩展把冰岛也包括了进去，所以美国海军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同德国潜艇的多次冲突，直至双方交火。10月17日，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在冰岛海域被德国鱼雷击中，造成11人死亡。10月30日，另一艘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被击沉，有115名美国海军官兵牺牲。尽管尚未因此而导致宣战，但笼罩在美国民众头上的战争阴影是越来越浓重了。

    美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愈严峻。10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倒台，由日本军部强硬派代表人物东条英机组成新内阁。日本新政府一面照会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防止某种事情发生的最后努力”的建议，一面在暗中积极准备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主力舰队进行决定性打击。还没等到美国政府对此照会的答复，日本海军特遣部队就于11月25日向珍珠港进发了。

    1941年12月7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本海军出动6艘航空母舰，载有400多架飞机，对美国檀香山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凶猛的突然袭击。这次打击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有18艘军舰被击沉或遭到重创，188架飞机被炸毁，159架飞机严重损坏；美国海军官兵死亡2403人，失踪和受伤2233人。幸亏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不在港内，而日本飞机的轰炸又漏掉了海军船坞里的油库和潜艇库，否则美国海军的损失还要更惨痛一些。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丘吉尔在契克斯度周末，他从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中听到了令他和所有人“都不胜惊讶”的消息，丘吉尔立即拨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得到了对这一消息最权威的证实。对此他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因为，长期以来他极力促成而未果的美国参战一事，现在由愚蠢的日本人替他促成了。本来他和美国人都以为，以精明著称的日本人不会把美国变成直接的敌人。但是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舍伍德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在美国和不列颠掌大权的人，在估计上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他们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和勇敢精神，同时又大大高估了日本人的政治精明”。日本的袭击将美国卷入战争，这对丘吉尔来说是“最大的喜讯”。丘吉尔立即通知第二天召集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同时亲自打电话给外交部，部署他们立即办理对日宣战事宜，然后又通知召集战时内阁成员开会。12月8日，战时内阁授权对日宣战。下午3时，英国国王按照国家宪法规定，根据战时内阁的意见，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对日宣战。由于外交大臣艾登出访莫斯科，所以由丘吉尔亲自签发了对日宣战的外交照会。

    鉴于战争形势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投，丘吉尔认为有必要立即与罗斯福总统再次会晤。他在要求国王批准成行的上书中写道：“在我的思想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信念，认为那是我的职责，即应当毫不迟延地访问华盛顿，只要此事为罗斯福所赞同，而我相信他会赞同的。关于英美防务与攻势的全部计划必须根据现实情况予以商定。我们也必须留意，勿让我们从美国获得的那部分军火和其他援助受到大于恐怕是无法避免的损失。当我在华盛顿时，艾登先生将在莫斯科，这样三大盟国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当可更易于解决。”

    就在丘吉尔再次访美成行之前的几天中，战争形势已迅速地发生了重大变化。12月8日，日本军队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以及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香港发起进攻，10日即占领了关岛和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部分岛屿；同一天，英国在泰国的空军已被消灭1C3左右，剩余部分被迫撤到新加坡；同一天，由新加坡海军基地开出的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由4艘驱逐舰护卫，准备去截击日本的运兵船，但在途中被蜂拥而至的日本飞机炸沉了。丘吉尔在海军部的老同事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和840名海军官兵同时遇难。英国军事史家富勒评论说，“这个损失对新加坡的精神影响是灾难性的”；“事实上，至少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本身存在的理由同这两艘军舰一齐消失了——它现在是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正在为访美做准备工作的丘吉尔获悉此噩耗之后心情极为沉痛，他后来回忆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有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个消息的可怕的感觉深深地渗入我的心扉。在印度洋或太平洋中，除了正在急速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在珍珠港残存的主力舰外，没有英国或美国的主力舰了。在这广漠的一大片海洋上，日本独霸，而我们则到处都是脆弱的和没有防御的。”

    此时使丘吉尔略感安慰的是正在北非展开的“十字军战士”作战计划进展顺利。11月18日盟军对隆美尔部队发动攻击初战告捷，使德军损失坦克55辆，被迫撤退。从马耳他出发的英国战舰“曙光号”和“佩内洛普号”击沉了敌人的运油船“普罗西达号”和“马里乍号”，使敌人坦克的燃料严重不足。据后来的统计，德意军队在“十字军战士”行动中所受到的损失为：伤亡和被俘约3．3万人，损失坦克300辆。而这些损失约9C10是在战役的头一个月中发生的。这次战役使盟军在北非战争中的军事态势得到极大的改善。

    12月11日，丘吉尔在启程赴美前夕，在下院对战争发展的新局势作了详细分析。他承认盟国方面遭受了严重损失，存在巨大困难，需要继续艰苦努力。但他同时强调应看到有利的条件，应对战争抱必胜的信心。他说：“现在，不但英帝国，而且美国也在为生存而战斗；俄国在为生存而战斗，中国在为生存而战斗。欧洲的降伏于敌人残暴统治下的所有被征服国家的一切精神和希望都寄托在这四个伟大的作战国家的身上。我以前曾经说过，人类的4C5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可能是说少了。曾经能够给人类带来这些可怕祸害的，只不过是这些结帮成伙的恶人和他们的军事或党派组织而已。假如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千年难忘的历史教训，那的确会给我们这一代带来耻辱。”

    12月14日，丘吉尔乘坐新下水的“约克公爵号”，冒着狂风巨浪和遭遇德国潜艇的危险，经过漫长的8天航程，于12月22日抵达华盛顿，受到罗斯福总统的热烈欢迎。英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不拘礼仪而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人员共同举行了代号“阿卡迪亚”的全体会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德国，同时认为阻击日本侵略的太平洋战争是这场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指挥，会议决定在太平洋战区建立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见，由英国的韦维尔将军出任联军总司令。

    丘吉尔与罗斯福会谈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大联盟。经过大量的电报往返，由26个国家参加发起的这个世界组织的成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罗斯福总统提出以“联合国”替代原来拟议中的“协约国”作为这一世界组织的正式名称，丘吉尔对此表示赞同。他随即指出拜伦的《蔡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诗句证明罗斯福总统的提议是多么恰当：

    这里，联合国拔出刀来的所在，

    我们的同胞们那天在战斗！

    这是许多将永垂不朽的事——而且一切

    都将永垂不朽！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到丘吉尔下榻的房间，两人对《联合国宣言》草稿最后敲定。随后，在总统书房里，由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分别代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签署了这个庄严的历史性文件。而汇集其余22个国家的签字的任务则留给美国国务院去办理。宣言声明各签字国政府对英美两国共同发表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宣言宣称各国政府：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保全它们本土内和其他地区内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它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斗争，特宣告：

    “（1）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

    “（2）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联合国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除了这一重大成就之外，丘吉尔还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受到热烈欢迎的演说；对加拿大作了短暂的访问。在此期间他有过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引起了医生的注意。1月初，丘吉尔在弗罗里达州休息了几天之后，于1月15日赴百慕大群岛，准备乘“约克公爵号”回国。但他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改乘送他来此的波音飞机飞越大西洋，这使他提前了一星期回到伦敦

 ３　开辟第二战场之争

    丘吉尔回国后，立即发现由于社会舆论对战争失利局面的议论导致了不利于政府的消极情绪，他决定就信任问题举行一次议会辩论。1月27日，辩论开始后他首先发言，在宣布隆美尔的部队有2C3的人“受伤、被俘和阵亡”之后，他坦率地称赞隆美尔“是一位极其果敢而机智的敌人……，若撇开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不谈，我可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丘吉尔还谈到了对苏援助，谈到华盛顿之行的政治和军事成果，最后，他以退为进地谈到了面临的困难和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就是议会和全国应该责备的人，因为我为它们服务得不够好。虽然发生了过去的错误，而且今后还会发生，可是我若得不到它们的信任和诚心诚意的帮助，我也无法有效地为它们服务。”

    丘吉尔的演说极为成功。当下院进行信任表决时，丘吉尔内阁以464票对1票的比数获得了几乎一致的拥护。但是，战争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在北非，隆美尔发起了重新夺回班加西的攻势。在新加歧，大约6万名驻军2月15日向人数少得多的日本侵略军投降。这一事件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灾难和规模最大的投降”。在北大西洋中，德国潜艇仍活跃异常，仅在1942年头两个月就击沉英国商船52艘。这些情况使英国政府的声望不断下降。

    为了安抚社会舆论的不满，丘吉尔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艾德礼任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克兰伯恩转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格林伍德虽无行政才能，但他在其党内地位突出，所以仍留在政府内；金斯利·伍德仍任财政大臣，但退出战时内阁；比弗布鲁克正式出任军工生产大臣不到一个月便于2月底因病辞职，被丘吉尔派去履行一次“无明确任务的出访美国的使命”；奥利弗·利特尔顿继任军工生产大臣；拒绝在比弗布鲁克手下供职的克利普斯则担任了掌玺大臣和下院领袖。

    但是前线继续传来坏消息。3月初，仰光沦陷于日本人，驻缅英军在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下被迫退往印度边境。为了使印度抵抗日本人可能的入侵，丘吉尔接受艾德礼的建议，成立了处理印度问题的战时内阁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派克利普斯前往印度以说服印度政治领袖接受战后取得自治领地位的建议。但甘地和尼赫鲁对此建议不感兴趣的交叉学科。是对生物运动和生物研究所作的哲学总结。德，他们要求立即重建印度政府，尤其要掌握国防部长一职。丘吉尔认为“对此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使谈判不得不中断了。尽管罗斯福发来私人电报试图使谈判继续进行，但未能使丘吉尔改变主意。因而印度的政体在战争中仍无变化。6月4日，因为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击沉了4艘日本航空母舰，减轻了日本从海上入侵印度的危险性，才使人松了一口气。

    在此期间，要求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德军对苏联的压力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5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英国，与丘吉尔政府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从苏德前线引开至少40个德军师的前景问题进行商讨。当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反法西斯战场，苏联红军面对着四百多万装备精良的德国军队的猛烈进攻，所以斯大林多次提出第二战场问题。罗斯福总统也认为有此必要，此前他特派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和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携带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并由罗斯福总统批准的题为《两欧作战计划》的备忘录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讨论落实计划的问题。罗斯福总统4月3日写信给丘吉尔说：

    “哈里和乔治·马歇尔所要告诉你的一切，均是我由衷之言。你我两国人民要求开辟一个战场，以便卸下俄国人肩上的压力。两国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够看到俄国人今天所杀死的德国人和所摧毁的装备比你我两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即使还没得到全盘的成功，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必须实现这个计划！只有这样，叙利亚和埃及才能转为安全。纵使德国人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也毫不足惧。”

    但丘吉尔对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一事一直有着更复杂的考虑，丘吉尔在原则上赞成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但他同时认为，“保卫印度和中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所承担的大英帝国的首要义务是保卫印度不受日本的侵略”。同时止是相对的，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其根本原因是事物内，与其在欧洲大陆作战，丘吉尔认为倒不如进攻北非或者解放挪威北部。因为，“把两个强大国家的全部力量集中和配合在一个激烈的攻势中，是存在着种种困难的，我们决不能让含混不清的词句来使情况更加紊乱。因此，在英美两国军队能够在1943年在欧洲同德国人交手以前，填补空缺的唯一方式，是以英美军队强行占领法属北非，同时与越过沙漠从西边向的黎波里与突尼斯前进的英国军队取得配合。”

    由于在具体看法上存在分歧，所以在与美国特使的商谈中，丘吉尔一直强调“要视形势的发展和准备工作的进展而定”。在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丘吉尔“表现审慎、含糊。关于美国和英国准备在何时何地在西线反击德国的问题，不做正面的肯定回答”。

    莫洛托夫在与英国政府的谈判中，还提出与英国签订一项长期盟约，并要求英方在盟约中承认苏联1941年的疆界。丘吉尔认为这样不仅违反英国对波兰作出的保证，而且也违反了大西洋宪章，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最后英苏双方同意签署一项为期20年的盟约，但其中不提及疆界问题。鉴于莫洛托夫还将访问华盛顿，所以丘吉尔建议莫洛托夫返回时再经伦敦，届时他将根据华盛顿关于第二战场问题的讨论情况再对此给予具体回答。

    就在莫洛托夫出访期间，德军策划了针对苏联的规模庞大的夏季攻势。为了打乱希特勒的战略部署，苏军将领铁木辛哥在哈尔科夫以南发动了一次“破坏性”进攻，虽然德军的反击使其伤亡损重并败退，但这次进攻使德军的作战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之久线、有限与无限、收敛与发散等）的辩证统一等。当前数学，

    丘吉尔对苏德战场的局势变化极为关注，他担心苏联人在得不到英美援助的情况下可能同德国签订和约而退出战争，所以当莫洛托夫返回时他同意了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在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他申明无法作出具体承诺且使实现登陆带有附加条件。丘吉尔写道：“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登陆一事进行准备……事前很难预料到时候能否具备实现登陆的条件，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无法作出许诺。但是，如果条件正常而又合理的话，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实施计划。”丘吉尔的这种作法被认为是为了英国国家利益而“玩弄外交手腕”。

    但丘吉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共同的愿望和善良的意志并不能克服无情的事实”，对细节的研究和对战略的考虑，使英美军事当局“都发觉没有能力准备这项计划”。为了对这一问题的前景和其他可能性作进一步讨论，6月7日，丘吉尔飞赴美国进行了第三次访问。在与罗斯福的会谈中，除了第二战场问题，丘吉尔还与其讨论并同意在发展原子弹方面开展工作。

    6月20日，丘吉尔在白宫收到罗斯福总统亲手交给他的一份电报，上面的消息令他目瞪口呆。电报上说，北非战场上的托卜鲁克要塞被敌人占领，英军25000人被俘。后来进一步证实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被俘人数实际多达33000人。罗斯福当即问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丘吉尔：“我们能帮你什么忙？”丘吉尔回答：“给我们大量希尔曼型坦克，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并且尽快运往中东。”罗斯福立刻叫来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随即作出安排，调拨300辆希尔曼型坦克和100门自行火炮，并直接运送到苏伊士运河。这一意义重大的决定，成为丘吉尔此行的重要收获之一。

    由于托卜鲁克的失利，当丘吉尔6月26日回国时，等待他的是由一位主要的保守党后座议员约翰·沃德洛—米尔纳提出的“对战争的指挥中心不予信任”的动议，这项动议得到了丘吉尔昔日的盟友、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的附议。丘吉尔不得不迎接议会中的新挑战。7月1至2日两天，议会中对丘吉尔战时联合政府的批评达到了高潮。批评的言辞十分尖锐和激烈，但在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措施方面，批评者们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沃德洛—米尔纳批评丘吉尔身兼首相和国防大臣两个职务；但他在提出由国王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来接任国防大臣一职时，却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记述道：“一种令人惊慌和为难的浪潮席卷了下院，一片嘈杂的声音喊道，‘这个家伙肯定是头蠢驴’，这句话喊了足足有一分钟。”因为格洛斯特公爵德薄才鲜，声望极低是众所周知的，所以米尔纳的提议就显得很愚蠢，使他的批评也难以成立。

    丘吉尔的答辩则显示出他政治家的聪明，他承认他未能预料到托卜鲁克陷落的悲剧，也并不为自己辩解；他通过摆出辩论对手的许多自相矛盾和错误的说法使对方理屈辞穷。在下院就不信任议案进行表决时，丘吉尔以475票对25票再次获得大胜。

    这场风波虽已过去，但它使丘吉尔认识到，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能稳固自己的首相地位。他想要亲自去开罗实地看看情况，但被艾登和布雷肯等人极力劝止了。在7月里，奥金莱克亲自指挥着第八军在阿拉曼建立起防线。当隆美尔的部队打来时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欧洲经院哲学家、神，由于当地不宜于坦克行进，限制了德军装甲部队的威力。奥金莱克趁机组织了有力反击，俘虏了好几千德军，使局势稳定下来。7月下旬，罗斯福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金，到伦敦与英方会商下一步的战略问题。因为英国的参谋长们固执认为1942年进攻欧洲条件不成熟，使马歇尔关于及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意见未能坚持下去。当这些意见汇总到罗斯福那里后，他最后表态支持进攻法属非洲。7月25日，作出了关于此次行动的最后决定。

    8月初，丘吉尔对中东的视察终于成行，他由艾伦·布鲁克陪同，并将老资格政治家史末资也请到开罗。丘吉尔在他俩的协助下，决定任命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金莱克的职务。本来还准备起用W．H．E·戈特将军任第八军军长，但因为布鲁克认为戈特过于劳累而倾向于任命伯纳德·蒙哥马利。此后不久，戈特将军因座机被击落而不幸罹难，遂由蒙哥马利担任了第八军军长。

    8月10日深夜，丘吉尔直接从开罗飞往莫斯科，准备当面向斯大林通报关于改变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这是一个微妙的、困难的、然而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丘吉尔对于会受到何种对待心中无数，但对自己将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则十分明确。

    8月12日下午5时许，丘吉尔的座机降落在莫斯科的首都机场。苏联人给予丘吉尔以最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他住进了城郊一座豪华别墅。当天晚上，丘吉尔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在“阴森而沉闷”的气氛中，丘吉尔首先坦率地告诉斯大林产主义的实现。同时指出，工人运动只有在其先锋队即共产，英美两国政府认为，1942年不可能在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提醒斯大林，在莫洛托夫访英时，英方已通过备忘录说明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承诺。斯大林阴沉着脸加以反驳，表明了他对这一决定的不赞同态度。随后，丘吉尔又谈到轰炸德国；继而又谈到开辟第二战场的另外选择，即准备10月份在北非实施的“火炬”计划。丘吉尔以鳄鱼作比喻，说明“火炬”计划是打击鳄鱼柔软的下腹部。斯大林此时又转而高兴起来，与丘吉尔长时间地讨论了这一计划的意义和理由。此后双方又就英美空军在苏联军队南翼取得制空权进行支援进行了讨论。会谈直到午夜才结束，此时丘吉尔欣慰地感到：“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

    第二天会晤时，斯大林向丘吉尔递交《备忘录》，责备英国政府拒绝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使苏联全国舆论遭受巨大打击，并妨碍苏军的指挥计划。8月14日，丘吉尔以书面答复指出：“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实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在这天晚间的宴会上，斯大林笑着向丘吉尔提及英国干涉俄国革命的事。丘吉尔问自己现在是否已得到宽恕，斯大林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8月16日清晨，丘吉尔乘飞机经德黑兰返回英国，英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公报随即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公报说：

    “会谈就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伙的战争，作出了若干决定。对于这场正义的解放战争，两国政府决心全力以赴，直至希特勒主义和任何类似的暴政完全消灭为止。会谈是在热诚和十分真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使我们有机会重申，英苏美三国完全依照三国间的同盟关系克、卡尔纳普、艾耶尔（AlfredJulesAyer，1910—）等人，已结成亲密的友谊，达成相互的谅解。”

    这次英苏首脑会晤，使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建立起并在战争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密切而又严肃”的关系，对双方之间加强联系、增进理解、相互配合、保证取得战争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４　“火炬”计划与“霸王”行动

    就在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火炬”计划的各项细节的拟订工作已在紧张地进行。丘吉尔回国后，在唐宁街10号每周安排一次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午餐会。他已建议罗斯福总统任命艾森豪威尔担任“火炬”战役的总指挥。而由亚历山大担任副总指挥。当时在法属北非，约有20万听命于维希政府的法国军队，他们把自由法兰西的戴高乐将军称为“逃兵”，对英国人怀有强烈的仇视情绪。为了减轻对登陆的抵抗，盟军的这次登陆作战被着意安排成一次形式上的纯粹的美国军事行动，由美国将军担任最高指挥。尽管艾森豪威尔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但他却被认为是一支由不同国别组成的混合部队的最好指挥者。在登陆地点上，丘吉尔不满意于只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两地登陆，他提出增加阿尔及尔和波尼两地，最后达成一种折衷方案，即只增加阿尔及尔作为登陆点。

    在“火炬”计划实施之前，10月23日，由蒙哥马利指挥的阿拉曼战役，在1000多门大炮的轰鸣声中拉开了序幕。英军巧妙地多处出击，以佯攻配合主攻，使德军摸不着自己的作战意图。代理隆美尔指挥的施图姆将军在外出查明情况的途中遭英军伏击，从车上摔下来，心脏病发作而死。远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养病的隆美尔被德军最高司令部凯特尔元帅通知待命，随后希特勒亲自打电话给他，要求他立即返回北非前线。但此时德军的颓势连隆美尔也无力挽回。到处都在被动挨打，士气不振，军需缺乏。由于马尔他岛仍牢牢地控制在英军手中并没有失去活力，使德国运送给养的船只被大量击沉，所以德意军队得不到必需的补给，整个战区每辆车只能再发3次汽油。11月2日，蒙哥马利的部队突破了德军防线南部，隆美尔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他打电报给希特勒，要求乘还来得及时向西撤到40英里之外的富卡阵地。当第二天隆美尔正准备实行撤退行动时，希特勒来电严令坚守，不得后退。尽管可能面临被歼灭的命运，隆美尔作为军人还是准备服从命令；但他的副手冯·托马将军强烈反对。托马说：“希特勒的命令是愚蠢的、荒谬的，我再也不能执行这种命令了。”他随后换上干净制服，挂上军阶标志和勋章，站在他那辆已燃起熊熊大火的坦克旁，直到英军前来接受他的投降。当晚，他已经坐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与这位英军名将共进晚餐了。

    隆美尔立即派专人乘飞机回德国说明情况，要求允许撤退，但他等不及回音，便于11月4日晚被迫违命退却了。此时能撤出来的只有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残部。至于步兵，只能听任他们向英军投降了。11月5日，希特勒来电同意隆美尔“撤到富卡阵地”，但此刻富卡阵地已被蒙哥马利的坦克抛在身后。隆美尔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在15天中溃退700英里，一直撤到班加西的西边。此后蒙哥马利仍马不停蹄地在利比亚沿海追击隆美尔残部。到年底，隆美尔已被迫逃到突尼斯据守。

    阿拉曼战役是盟军在北非的一次决定性战役。这次战役使隆美尔损失了6万人，其中德军为3．4万。以此为转折点，盟军此后在北非的战斗中节节胜利。丘吉尔曾在回忆录中概括道：“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未获胜过；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从未失败过。”

    “火炬”计划中在法属北非登陆的日期定为11月8日，预备参加作战的盟军部队共有13个师，665艘军舰和运输船。

    这些包括3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17艘巡洋舰、64艘其他战舰以及大批运输船的船只被分编成三个特混舰队，以分别配合在卡萨布兰卡（达尔贝达）、奥兰（瓦赫兰）和阿尔及尔三地的登陆，此外还将使用1700架飞机作为登陆的空中保障。

    为了争取法军归顺，试图“兵不血刃”地取得战役成功，英美策划营救出被囚禁的法国将军吉罗，并将其送到直布罗陀盟军司令部。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墨菲也积极争取北非法国驻军首领魏刚和朱安等法军将领。这些法国军人本来就不愿为德军打仗，魏刚曾对墨菲说过：“假如你仅仅带1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20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

    朱安将军也表示愿意配合。

    正当盟军的军事和外交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战役即将打响时，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维希政府副总理达尔朗海军上将因儿子突发小儿麻痹症住院，匆匆于11月5日飞到阿尔及尔探望并多逗留了一天。达尔朗的到来使朱安的职权失去了作用。在朱安劝说达尔朗失败后，他和墨菲遭到逮捕。

    1942年11月8日，盟军按原定计划如期发动了“火炬”战役，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指挥下，“东部”特混舰队于8日凌晨1时在阿尔及尔顺利登陆并很快控制了局势，下午盟军已进入阿尔及尔市区。达尔朗被迫释放了朱安等人，并在下午5时发电报给贝当元帅说，“我已命当地驻军司令朱安将军就阿尔及尔城投降一事进行谈判”。下午7时，达尔朗投降，朱安在盟军领导下重掌大权。“中部”特混舰队由美军少将弗里登指挥，在奥兰登陆时遇到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但后来由于阿尔及尔的投降使法军丧失了斗志，美军装甲部队于10日乘隙突入奥兰南部，中午，法军宣布投降。由美军巴顿将军指挥的“西部”特混舰队比原定时间晚3个小时才到达摩洛哥海岸，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利奥特港和萨菲登陆。开始时美军的进展缓慢，法军抵抗逐渐增强。美军一边巩固登陆据点，一边向东推进。11月11日，在获悉其他方面投降的消息后，摩洛哥总督诺盖亦宣布投降。

    当斯大林得知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的消息后，曾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指出：“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卓越事实，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非洲的军事行动再一次驳斥了那些断言英美领导者没有能力组织重大的军事行动的怀疑论者。毫无疑问，只有第一流的组织家才能完成这样重大的战役。”

    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耗费大量鲜血，造成无数痛苦”，盟军安排吉罗发表了号召北非法军停止抵抗的广播演说，但作用不大。艾森豪威尔只好与达尔朗谈判。丘吉尔对这一作法是支持的，在艾森豪威尔离开英国到直布罗陀之前丘吉尔就曾对他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若能以爬行一哩路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11月10日，盟军与法方达成停战协定后，达尔朗下达了停火命令。11月13日，双方又形成了一个全面协议，以北非的法国军政官员和平民与盟军合作为条件，盟军承认达尔朗对法属北非行政事务的管理权，而北非的所有法国军队则由吉罗将军指挥。此后不久，盟军以这种模式也争取到法属西非的皮埃尔·布瓦松的合作。

    但是，盟军与达尔朗达成协议一事在英美国内以及在自由法兰西的拥护者中引起了强烈不满。丘吉尔也为之深感不安，专门打电报给罗斯福提请他注意。罗斯福遂于11月18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两天后罗斯福又对记者引用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以此说明美国在处理“达尔朗——戴高乐问题”上的态度。声名狼藉的达尔朗哀叹自己“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12月23日，达尔朗被年轻的戴高乐分子刺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