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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决定格局

摩罗 2013-04-21 17:15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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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部落的生存之道

《圈子决定格局》江苏人民出版社作者:摩罗

  第一章原始部落的生存之道

  就像采集和狩猎一样,抢劫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一。

  1抢劫也是生产力

  抢劫几乎是所有动物的本能。

  我小时候曾经认真观察过鸡们和狗们的抢劫:如果一只鸡从垃圾堆里扒出一条蚯蚓来,旁边其他众鸡根本不会尊重他对这条蚯蚓的主权,而是蜂拥而上,群起而抢之。这位收获者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只能叼着蚯蚓冲出重围,拼命奔逃。当他跑累了,试图停下来将这条蚯蚓吃掉,追赶者会及时赶到,将他的财富一哄而抢。最后享用这条蚯蚓的,多半不是原先拥有主权的那只鸡。

  如果一只狗在人类的餐桌下捡到一块肉骨头,另一只狗也不会尊重他对这块骨头的主权,而是极为敏捷地冲上来抢夺。一场生死搏斗就这样在餐桌底下展开了。它们往往要打到屋外的场子上才能决出胜负。虽然只有三两只狗,可是它们滚作一团或者追捕冲锋时发出的喊杀声简直震动屋宇,其声势之浩大不亚于人类调动千军万马所展开的生死鏖战。战胜者不但能够享用骨头,还能享受抢劫成功的快感和豪情。

  人类作为动物家族中的一个种属,也处于这种抢劫本能的深深控制之中。而且,智力超群的人类还要为此“有意地”创造出抢劫文化。

  《拉萨的月亮》[1]里记载了藏民部落有组织地进行抢劫的详细过程:“几乎所有部落都有组织地进行抢劫,因为长年累月地重复,抢劫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风俗习惯,成为了传说甚至是神话……”又说,“扎马部落最为骁勇善战的是一个名叫该莫巴尔地的强人。听名字就知道,巴尔地来自该莫部落,所以人们叫他该莫巴尔地。他是扎马头人的女婿,是扎马的头号武士,平时负责组织操练人马去外宗部落实施抢劫。这种由部落组织的抢劫不同于一般猖巴的单打独斗,是部落的集体行动,规模较大,组织严密,由部落头人在背后暗中撑腰。”

  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历史教科书上关于中国古代汉王朝与北方匈奴人的紧张关系,其症结不就在于当时的游牧民族对于一个定居的农业民族财富和妇女“有组织地进行抢劫”吗?就像采集和狩猎一样,抢劫也是人类早期历史上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一。

  人类文化是在原始社会后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前期,人们靠什么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呢?除了采集、狩猎这些基本的劳动之外,原始社会前期,人类唯一的生财之道是抢劫。就一个氏族来说,抢劫是比采集、狩猎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你可以说抢劫来得很直接,不需要文化,你也可以说,抢劫本身就是文化。

  原始社会的抢劫是一件非常简单、平常的事情。如果一个原始部落的成员直到晚上还食不果腹,其中三五个男丁一合计:“旁边橡树氏族今天打到了两头野牛,肯定还没吃完,要不咱们去弄来吃吃。”这三五个人一吆喝,就可以发动一场抢劫战争,甚至不需要酋长批准,氏族内凡是赞成这场战争的人,都可以跟他们去打仗、去抢劫。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文化理念,抢劫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方式之一(虽然这实际上不算生产,但生产的概念是就某个主体的收入而言)。在历史的土壤里,它根深蒂固,来源深远,不但是人类的本性,而且是包括人类的动物界的本性。它不但是生物本性,而且也成为了社会的本性。它不但是社会的本性,而且演化为文化的本性。动物和人类是有机物,社会和文化是无机物,抢劫的本性覆盖了所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

  这种部落组织的抢劫性格,不但固定在社会组织中,还会固定在每个个体生命中。所以,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类还是在社会的演化过程中,抢劫的形式不断发展变化。原始社会那种最简陋的抢劫,在今天的社会组织中已经变成了辅助性的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抢劫几乎贯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历程。

  作为群体组织的人类,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都会以抢劫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地中海也一样,这里的人们也使用抢劫这种高效率的生产方式积聚财富。

  腓尼基人是生活在地中海东岸迦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是古代世界最出色的航海家。在被罗马人打败之前,腓尼基人在北非所建立的殖民国家迦太基一直掌握着地中海的海上霸权。他们的足迹跟着航线到达了地中海沿岸的每一个地方,甚至还完成了环绕非洲的航行,以及穿越英吉利海峡直达北欧的航行。他们航行的动力可以说是经商,也可以说是抢劫,因为他们一直是兼商兼盗。有生意就做生意,没生意就当强盗。他们在地中海地区拥有长达三千年的海上霸权,说穿了就是最古老、最强大的海上大盗。

  他们商盗并用,积累了大量财富。大量财富又支持着他们四处征战、建立贸易网点和海盗营地,于是他们又成了古代世界与古希腊并驾齐驱的殖民大国。他们的殖民地遍布环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并没有组织成一个集权国家,而是像古希腊一样形成了一些互不统属的城邦小国。这种城邦小国只是部落联盟的升级。

  既然掠夺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和游戏规则,那么每个人的掠夺行为都只是在按照时代风尚和游戏规则行事,当然就不存在个人道德问题。恩格斯总结说:“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2]

  虽然《水浒传》诞生在中世纪后期,但是最喜欢用道德眼光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也没将里面的土匪强盗主人公写成道德败坏、十恶不赦的恶魔,相反,将他们个个写成了声名卓著的英雄。

  上文提到《拉萨的月亮》对著名的藏族强盗该莫巴尔地的人品和声誉的描写,很能说明恩格斯所提到的掠夺荣誉观。“据扎马的老人们讲,该莫巴尔地个子不高,看上去并不强壮,但枪法极好,弹无虚发,和来犯的青海部落交战时,他挺枪跃马,一个人便将对方所有勇敢的武士尽数击毙。与其大盗身份很不相称的,是他平日为人温和,从不发怒,且吃斋念佛,手持念珠,仪态安详。……每年的赛马会,扎马人都要请自己部落的英雄该莫巴尔地和他的骏马为参赛的骑手们领跑。巴尔地并不推辞,不过只领跑一圈便离开赛马场,独自走到人群外空旷的草地上盘腿坐下念经数珠。等赛马结束人们四散开来歌舞玩耍时,他又回帐篷独处。”

  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后,不再按照氏族时代的游戏规则进行抢劫,而是改为以阶级集团为单位进行劫掠,而且是以国家的名义展开的。国家的本质就是上层社会对底层社会所创造财富的抢劫和享用,当然一般都美其名曰纳税、进贡,所以这种隐性的劫掠对人们的眼睛和思想具有很大的蒙蔽效果,以至于人们意识不到这种劫掠的现实存在。幸好有马克思等思想极具穿透力的哲学家揭穿了这个事实,让我们不再完全糊涂。

  由于人类的欲望无边无际,权贵集团经常不能满足于国家内部的劫掠,还时不时地将劫掠的武器瞄准外国外族。近代西方列强所进行的声势浩大的殖民运动,其实就是对外国能源、财产和土地空前规模的掠夺。整个非洲、美洲、大洋洲、亚洲,都被迫成了西方人的属地,居住在这几个州的不少民族或种族都因此灭绝或者濒临灭绝,他们的命运比犹太人还悲惨许多。

  政治社会的劫掠方式虽然变化很大,但是其内在的动力跟远古部落之间的劫掠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无非是为了掠夺财产、土地和权力。同样的,这些改头换面的剪径大盗也不会因此付出道德上的代价,相反,他们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利润,往往被称为民族救星、战斗英雄或者历史巨人,等等。自从人类创造了文化之后,人类就一边创新抢劫方式,一边极力遮掩抢劫的事实,因为所有的抢劫者都会将自己的抢劫行为命名为“替天行道”的“正义战争”。其实人类并不是在所有场合都企图遮掩抢劫的事实,在很多情况下,人类是公开称颂抢劫的,甚至会将抢劫大王树立为大英雄。

  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之处,但并非是优越之处。

  2杀戮是成本最低的成功方式

  抢劫邻居当然是不劳而获者能想到的最便利的事情。

  为了让凶残的抢劫和杀戮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合理性,人们开始制造关于“邻居”的谣言。

  瓦伦特说过:每个区或镇的人们,都认为相邻区镇的人们是最凶恶的罪人。”[3]为了获得财富,为了强迫相邻区镇的人们给自己交纳贡赋,他们英勇无比地扫荡了军力所及的邻区。“许多村子只是一大栋由土坯或石块盖造的建筑物而已,一些村子则有几栋这样的建筑物。这些集体公有的共同住宅对于阿兹特克人的征服活动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不过它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阿兹特克联盟不时地向它们进行抄掠,公开要求获取战利品,征索贡赋,并捕捉俘虏作为祭神的牺牲。直到最后,这个地区内的主要部落,除了少数例外,都统统被征服而成为藩属了。”[4]

  在西班牙人占领阿兹特跨地区以前,阿兹特克人靠这些被征服者的贡赋堆砌起他们灿烂的文明。当西班牙人把阿兹特克人作为军事目标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平时因被迫纳贡而结为一体的部落不但不帮助他们对付入侵的敌人,而且纷纷帮助敌人进攻他们,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凶狠蛮霸的欺负,部落和他们结下了世世代代的仇恨。这些弱小部落终于等到一个机会,看见另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将这个耀武扬威的古老征服者彻底打败。

  征服邻居之后,胜者开始远征。

  就理论上而言,每一个部落对于未与他缔结和平协定的任何部落都处于交战状态。不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由地组织一支战斗队去远征他所想要打的地方。”[5]值得注意的是,发起战争的人并不一定是氏族领袖,每一个氏族成员都可以这样做。“这种远征行动既不需要请求、也不需要得到酋长会议的批准。”[6]只要能够得到氏族其他成员的响应,这场军事行动就会被立即付诸实施。

  北美印第安人科曼奇部族也奉行易洛魁部族崇尚的游戏规则。“任何一个科曼奇人都可以发起一场攻击或组织人马交战如果他有能力聚集一群追随者的话。……对科曼奇人来说,战争如果不是作为一项民族政策来有意识地加以推行,就肯定是其民族的一种消遣。”[7]

  战争是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发动,抢劫和杀戮怎能避免?

  不仅北美和非洲常出现部落抢劫事件,亚洲古老部落也将抢劫视为平常。美国学者霍贝尔在其名著《初民的法律》中介绍说,古代菲律宾地区的伊富高人将人类社会按照地域的远近区分为四个等级,然后对每个等级的区域进行区别对待。

  第一个等级是“家乡区域”,这个区域通常是指本村舍所处的一个很小的地理单位,比如一个特定的山谷之类。这个区域是一定要和平相处的,即使发生矛盾也必须保持克制,彼此都要避免出现人命案件。

  第二个等级是“中立区域”,许多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亲属居住在这个挨近自己的地区,得尽量避免跟这个区域的人发生纠纷。但若与其中非亲非故的人不幸发生了纠纷,处理起来也绝不手软。

  第三个等级是“世仇者居住的区域”,除了杂居其间的个别亲戚之外,这个区域的人都被看做敌人,他们与这一地区的人世世结仇、冤冤相报,一旦引起纠纷,毫不留情地诉诸杀戮。

  第四个等级是“战争区域”,他们与这个区域的人永远处于敌对和仇视状态,没有任何调节和规范双方关系的愿望,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一经被发现必定会被杀死。[8]“一个人通常会杀害其遇见的远方来的陌生人” [9],这成为他们不加思考的生活准则。所以,当他们需要财富时,就意气风发地对这个区域发动战争。

  在中国台湾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山区,古代曾经广泛流行猎头祭神习俗。这些祭神的人头从哪里来?如果遇上战争,多半可以抓到俘虏用于祭祀活动。当没有战争的时候,或者专门为此发动战争,或者派人设伏捕捉陌生的路人。这与杀取活人的心脏祭祀太阳神的南美洲玛雅王国、印加王国的习俗一模一样。所以,随意掠夺他人的财富、随意捕捉陌生人作为人牲,在古代世界是流行极为广泛的游戏规则。

  原始先民为什么奉行这样的游戏规则?首先当然是为了满足物质欲望。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创造一点财富何其不易。可是抢劫却能使他们迅速地拥有丰富的财富,很是方便,那种诱惑力太大了。阻碍自己抢劫的是什么人?当然是财富的主人。那么,将财富的主人杀死是成本最低的成功途径。于是,在抢劫的同时,他们还实施杀戮:或者先杀人后抢财产,或者先抢财产后杀人,怎样方便就怎样为之。

  既然杀戮这么重要,是部落生存和自卫的首要功夫,那么古老的部族里就会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嗜杀的文化和价值观。一个人只有杀力超群、杀功出众,才能在氏族和部落里享有声望和地位,这种诱惑何其大,谁还敢于假装斯文?有的人在氏族内部面临声誉危机的时候,就赶紧召集一帮弟兄扑向邻居部落,拎几颗人头来就能马上博得一片喝彩声,让所有的人对自己刮目相看。有的部落甚至规定,男孩到了成年的时候,必须至少杀一个人才能举行成年礼。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能从外部落的地界上猎取一颗头颅,就永远不给他举行成年礼。这个年轻人也就永远不能享有最起码的社会地位。

  这种文化对于人们的塑造,只能有一种结果:人人都是嗜杀狂。

  [1]张宇光:《拉萨的月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 瓦伦特:《阿兹特克文明》,第22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60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7年版。

  [5] 同上书,第94页。

  [6]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94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77年版。

  [7]霍贝尔:《初民的法律》,第145-1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8]霍贝尔:《初民的法律》,第134-1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9]霍贝尔:《初民的法律》,第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烫手的王冠

《圈子决定格局》江苏人民出版社作者:摩罗

  第二章 烫手的王冠

  远古时代,首领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玩弄权术的基础上,而是确确实实建立在为老百姓谋求福祉和利益的基础上。虽然没有现代民主国家的问责制,但是公众所加给他的责任,几乎达到了残酷的程度。

  国家尚未形成时,酋长的权力是很微弱的。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国家的强力登峰造极,酋长逐渐演变为君王,大权在握,号令四方。人类史上最罪恶的现象之一:暴君现象,就这样出现了。在大约四千年的“文明”时期,地球上许多地区的人民深受暴君的奴役和残害。这时候,人类面对猿猴所具有的优越感,不得不遭遇挑战。

  1年老的首领为什么总要被臣民处死?

  古代原始部落之间存在着残酷的生存资源的争夺,但是在原始部落内部,却存在着一种近似民主的制度,但是这种一切建立在民众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对首领来说却几近残忍。

  20世纪初年,非洲白尼罗河流域丁卡族阿加部落的一位祈雨师,感觉到自己年老体衰,来日不多,于是跟他的孩子们说:“我已经老了,快要死了。”村里人闻讯之后,马上动手挖一个大墓穴,让体弱的祈雨师躺在墓穴里面,祈雨师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围在墓穴边。

  祈雨师断断续续地向人们说话,回顾本部落的历史,提醒大家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自己以往的统治方法和他对大家的诸般教导,并告诉大家将来应该如何行动。教诲完毕,大家按照他的吩咐给墓穴填土。泥土很快将他的身体覆盖,他在土中憋闷而死。祈雨师的职位由其身强力壮的后代继任。

  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到非洲考察时,一个帮助他进行调查的丁卡族霍-阿达部落的人说,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曾经是祈雨师,不过他们不是被活埋,而是被勒死以后再放进那个准备停当的墓穴之中的。霍-阿达部落和阿加部落对待身体衰弱的领袖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活着埋葬,另一个是勒死以后再埋葬。

  上述习俗至少持续到了塞利格曼前来考察的20世纪初年。

  祈雨师是丁卡族的实际统治者。各部落历史上的祈雨师没有一个是自然死亡的。丁卡人认为,如果一个祈雨师不幸自然死亡,这个部落就会遭受疾病和饥荒之苦。即使祈雨师十分年轻,只要他生病了并且看来可能病死,民众也会将他迅速处死,绝不能拖延到让他自然咽气。

  丁卡族活埋年老体衰的祈雨师的制度,是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杀死年老国王的传统的一部分。近代许多欧洲探险家在亚洲、非洲、美洲的原始部落发现了大量刺杀国王的遗风。他们的探险记录大大增强了人类学家做出学术结论的决心和信心。

  臣民们处死国王的主要原因是国王老迈,精力衰竭。看起来这太不近人情,甚至过于残忍。但是,为了社稷之昌盛,民人之福祉,原始人要找一位身体强壮、神气饱满、能量充沛的领袖帮他们参透天机、化育万物,而不能容忍一个气息奄奄、半死不活的头人给他们带来祸害。于是他们理直气壮地创立了及时处死衰弱领袖的制度,并意志坚定地维护着这种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在非洲法佐尔的某些部落里,酋长每天必须到一棵特定的树下处理政务。如果因为害病或者任何其他原因一连三天不能来树下履行职责,臣民们就有理由认为国王已经没有能力为公共事务操劳,他们不得不将国王吊死在这棵树上。在白尼罗河流域,国王刚刚露出年老衰弱的迹象,臣民们就迅速将他处死,让年轻强壮的继承者来履行职责。这个风俗直到19世纪仍然盛行。

  在非洲中部的一些部落,国王患了重病或者显出衰老痕迹的时候就必须自杀。自杀的方式是饮一杯毒药。非洲刚果的国王快要死时,巫师们就将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逐渐拉紧。金吉罗国王如果在战争中受伤,他的部将就会将他处死。祖鲁人的国王只要被臣民发现出现了皱纹和银发,就会马上被处死。

  19世纪早期,有一位欧洲人在祖鲁暴君卡喀朝廷住过一阵,他这样描述国王卡喀对于一种发油的特殊兴趣:“法威尔先生告诉国王有一种发油可以消除一切年老的标记。他一听说有这种发油,马上表示非常想得到它,每遇机会都不忘记提醒我们他对这药的关切。尤其是在我们因为传教事务必须离开宫廷的时候,他特别关照的也是要得到这个东西。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们才知道,祖鲁人的一些野蛮风俗中,有一个这样的风俗:他们的国王不可露出那些证明他们不适合或无能统治国家的证据;所以,卡喀非常害怕出现皱纹和灰发,这是他要退出这个尘世的信号。只要信号一出现,国王的死亡就随之而来。”

  可见,直到晚近,一个非洲暴君依然无法抵抗这种残酷习俗的制约,以至于如此积极地从一种药物中寻求力量,企求以此增加他与习俗抗争的筹码。

  一位葡萄牙学者在谈论非洲时说:“国王遭到任何灾害,或自然的生理缺陷,诸如不能生育,得了传染病,掉了门牙,体形变了样,或任何其他缺陷与不幸,照当地从前的风俗,国王就得服毒自杀。”因为国王不是凡人,他是神,他必须完美无缺,身心健全。如果有残缺,势必会影响国运民瘼。

  在古代普鲁士,国王感到自己衰老了,就堆起庞大的草垛,举行盛大的仪式告别人民,宣称自己要到神那里去为民众说话,劝谕民众好好服侍诸神,然后自己点火将自己烧死。

  在古代爱尔兰,伟大的国王阿特由于偶然事故瞎了一只眼睛,马上就按照习俗辞去王位。

  国王的性能力也是判定国王能否很好地履行职责的重要特征。

  一位西方学者说,非洲希卢克人严密关注着国王的性欲。国王的妃子特别多,如果国王满足不了妃子们的性要求,妃子们就会报告给祭司,祭司就会向国王宣布:必须将他处死,以便及时终止他无法履行的政治职责。

  在讨论杀死国王和国王自杀的文化传统时,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引证了世界各地大量的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历史学材料,证明这是人类文明的某一个阶段普遍存在的世界性传统。虽然他没有找到中国古代的有关材料,但是,人们不难相信弗雷泽的结论是普遍有效的。

  古人为什么要刺杀年迈体衰的国王呢?为什么不能让国王像他的臣民一样安享天年、寿终正寝呢?弗雷泽解释说,古人把国王看做半神半人,他们将世界的稳定、气候的正常、牲畜的兴旺、五谷的收成、妇女的繁殖力等等一切有关社稷之昌盛、民人之福祉的大事,都寄托在国王身上。国王如果老迈或者生病,牲口也许就无法繁殖,庄稼就会在地里烂掉,妇女也许就生殖力下降,臣民可能会死于疾病和瘟疫。

  所以,国王必须是健康强壮的形象。

  为什么不能等到国王的自然死亡呢?这些看来有点残酷,古人认为,如果等到统治者自然死亡,整个国家赖以繁荣和强盛的那股气息就会在国王咽气的那一刻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国家的命运就可能因此衰竭。只有杀死国王或者令国王自杀,让那股关乎国家命运的气息在消失之前就转移到年轻强壮的王位继承者身上,才能保证国家的兴旺和臣民的幸福。

  2不称职的国王危在旦夕

  远古先民不光是遇上灾害或者国王年老体衰才杀死国王,平时也可以根据国王履行职责的情况决定是继续拥戴他还是及时废黜他。

  18世纪的某一天,非洲埃俄王国的一个民众代表团,受广大民众的托付,来到国王的宫殿,送给国王一些鹦鹉蛋作为礼物,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国王您肩负执政的重任一定很累了,现在是应该考虑摆脱繁重忧劳、轻松休息睡眠的时候了。

  国王收到这份礼物后,便恭敬地向代表团致辞,感谢臣民为他的健康舒适着想,然后退回自己的内室去歇息。表面上看好像是去睡觉,实际上他一进房就必须吩咐他的女人勒死他。整个过程简短而干脆。

  几颗小小的鹦鹉蛋竟然包含着死亡的信息,它们是来自神界处死国王的法杖吗?可以让国王见到它,就将自己判处死刑。

  其实,鹦鹉蛋在非洲是一种神秘而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民众用鹦鹉蛋向国王传达他们不满意的意愿。当臣民觉得有必要及时废黜国王时,他们就按照习俗的程序将鹦鹉蛋送到国王那里。如果国王收到民众送来的鹦鹉蛋,就能了解民众的意愿。国王几乎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他惟一的选择就是及时执行臣民要求:自杀。

  国王死后,他的儿子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安安静静地上台执政。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期。[1]

  可见,原始社会民主制度完备且彻底,并且带着血腥。

  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也时刻面临着来自民众的审判。当地的国王虽然位尊如神,可是,如果祭司们对他的执政感到失望,他们就会派人到国王那里去通知说:你可以自杀了,这是神的旨意。这位国王收到这样的通知后,必须尽快自杀。

  尼日利亚北部的土著王国一旦出现衰病现象,就有一个号称“杀象者”的官员前来给他执行死刑:扼住国王的咽喉,将他掐死。

  非洲埃格巴人和约鲁巴人的类似做法延续的时间更长。他们直到19世纪末期还保留着这样的习俗。埃格巴的国王如果没有忠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或者他的行为超越了自己权利的范围,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他的大臣就会要求他去“睡一会儿”,意思就是让他服毒而死。

  约鲁巴人的国王生儿子时,人们会泥塑一个婴儿右脚的模型,安放在长老的屋子里。如果国王执政不力,或者不遵守国家的风俗和法律,不尊重臣民的尊严和利益,一个使者就会拿着这个右脚模型一言不发地送给国王。国王知道这是要他退位并自杀,他就立即服毒入睡,进入天国。

  尼日尔河流域的朱库人办法比较含蓄,他们如果觉得国王统治已经太久,希望国王下台,就传出话说:“国王病了。”他们一边将这话传给国王,一边选好新一任国王。他们将选举结果通知国王,然后召开一个盛大的宴会。等到国王在宴会上喝得大醉,人们就用长矛将国王刺死,并立即拥戴新的国王上任。

  安哥拉的国王死得更加独特。这个国家的一位酋长卡拉曾经向葡萄牙探险家详细介绍了他参与处死国王的经过。

  “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位国王杀死时,就请他去与我们的敌人作战。这时我们都跟随他和他的家属去打仗。如果他没有战死也没有受伤,我们就一仗接一仗打下去。打了三四天,我们就突然撤退,把国王和他的家属留给敌人。他见自己被抛弃了,就设法立起御座,把家属叫到周围。他命令母亲走上前去,跪在他脚边。他先是砍掉母亲的头,接着杀掉他的儿子、他的许多妻子和其他家属,最后杀掉他最心爱的妻子安娜库罗。接着,国王就穿起豪华的衣服,等待自己的死亡。一个由酋长派来的军官来到国王的宫殿,他先从关节处砍下国王的腿和胳膊,最后砍掉他的头。随后,这位军官也要被斩首。”

  在砍杀国王时,所有的重要官员都退场,只留下这位卡拉酋长监督和见证国王的死亡。给自己的国王安排这样残酷的末日,看来是古代许多民族的共同爱好。

  公元前333年秋季,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率军抵抗马其顿侵略军的伊苏斯战役,就印证了这种古老的习俗。大流士三世出征时,就带着他的家眷。他的军队战败,他只好撇下家眷自己逃命,他的母亲、皇后和两位公主都不幸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这种带着家属出征的风俗,可能就是更加古老的政治制度的遗存,意在逼迫帝王全力以赴为国征战,不给他留下失败的后路。

  在苏门答腊北岸的帕西尔王国,大家都不愿意做国王,因为国王需要履行的职责很多,很难满足老百姓的愿望。而老百姓随时可以要求国王退位自杀。臣民只要对国王不满,他们就到街道上游行,高喊着“国王该死”的口号。国王一听到这样的喊叫,就知道自己死期已到,于是安排王室的人将自己杀死。王位通常由亲手杀死国王的人继承。

  曾经有两位欧洲探险家冈恩和贾莫里在南太平洋地区落到了土著手里。他们设法杀死了国王和王后并及时逃跑。那些追赶的土著在后面对他们喊话,要求他们回来代替刚刚被他们杀死的人担任国王。这两位逃跑者以为土著是以此引诱他们回去送死,可是近代以来人类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谁杀死国王谁就继承王位(杀死老国王在先,新王即位在后),这是远古人类社会普遍通用的游戏规则。

  远古时代的中国,为生民祭天祈雨是巫师的主要职责之一。如果他久经努力而不见效果,他必须亲自升天与上苍交涉,也就是他将自己作为祈雨仪式的祭品,燔烧祭天。在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前,直到春秋时代,都是由朝廷或者部落中职位最高的巫师(或者国王)自焚升天,春秋以后才慢慢改为燔烧地位较低的巫师或者残疾人。

  商汤执政之初,中原地区连续五年大旱,人们理解为这是商汤征战夏族、杀伐天下、作孽造恶太多,得罪上帝,祸及民人。在长久祈雨不见效果的情况下,商汤不得不决定由他本人出面与上帝(商人称最高神为上帝)谈判。民人给商汤堆好了燔祭的柴薪。商汤理好头发,剪掉指甲,隆重沐浴,虔敬祷告曰:“我一个人有罪,不要连累万民。如果万民有罪,也是由我造成的,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他准备举火自焚,以祭上帝。这时突然风起云涌,大雨滂沱,万民欢腾,商汤因此得救。

  在这一仪式中,商汤既是政治领袖(国王),又是宗教领袖和文化人(祭司),还是牺牲(祸患和责任的承担者、奉送给神的祭品)。这种三位一体的身份使得他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心态上,都得真正以天下为己任。

  商汤的行为肯定不是他的创举,他不过是践履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即使他企图摆脱也无能为力。这种伟大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伟大的约束力,他必须对天下的丰廉、安危和祸福负责——这才是国王和领袖的真正含义。

  在其他许多部落,原则相同但是顺序有所变化,他们是先选出新国王,然后由新国王亲手将老国王杀死。杀君仪式通常就是新国王即位的仪式。

  站在国王的角度说话,这种制度实在残酷得可以。如果站在民众的角度说话,情形就会两样。民众用他们的财富和虔敬供奉国王,不就是需要国王为他们谋利赐福吗?国王们挥霍着民众的财富,享受着民众的虔敬和礼拜,当然只能恪尽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不能任由他膨胀权力、欺凌公众、损害公共利益。

  我们不得不承认,蒙昧古代人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操作,都是充满理性的,而且他们非常清楚人的有限性,整个制度设计和政治操作都在极力避免人的有限性所可能带给族类的破坏和伤害。看来,对古人做出“蒙昧”的判断恰恰证明了现代人的“蒙昧”。

  就这样,国王在随时死亡的威胁下,谨慎地履行着自己的指责,接受民众的监督。古代的臣民对待自己的国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制于国王,对自己的国家和命运无能为力,而且他们对不不称职的国王的废黜比起现代人来可能更加方便。

  3鹦鹉蛋:秘密的最后揭晓

  前面介绍说,在世界某些地方,几颗小小的鹦鹉蛋就足以让国王们胆战心惊。更值得一谈的是,这种“鹦鹉蛋”的力量在现代国家依然具有某种形式的遗存。

  譬如说,有人将新闻舆论命名为第四种权力,正是因为新闻舆论能体现民众对于社会和执政者的评价和态度。这虽然一般不会直接导致政治领袖下台,但是它对执政者的权利和行为形成有力的制约。在某些特殊的现实语境中,舆论也能像“鹦鹉蛋”一样宣告执政者的末日。当今流行的竞选制度,也能从“鹦鹉蛋”传统中找到某些影子。

  一个新的竞选者站起来向业已在任的政治领袖挑战,跟原始部落年轻勇士追杀国王然后取而代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在“鹦鹉蛋”的游戏规则之中,权力的主体始终是民众而不是君王,这里没有“弑君”的观念。所谓弑君犯上之罪,不过是中古时期皇帝强加给篡位者的罪名。而且,这种罪名应该是一代代国王为了抵制民众对他们的制约和制裁而发明的,是国王们用来捍卫自己的王位和生命的武器。

  这里,国家权力的主体已经由民众偷换成了君王。

  在现代人的描述之中,古代国王绝对是大权独揽,独霸天下,同时他们一个个喜怒无常、专横跋扈、草菅人命、为所欲为。而且,我们还以为越是远古时代,国王就越加权力无边,恶贯满盈。其实,这是现代人对古代社会的错误猜测。

  这种猜测的依据一部分是今天流行的民间故事、童话故事、历史故事等等,而这些故事所体现的是人类记忆,主要都是有文字和文献以来的所谓文明史的记忆,这段历史我认为应该命名为中古时代。此前的历史则应该命名为远古时代。关于中古时代的集体记忆,无法用来推测远古时代的人类状况。

  另一部分甚至是最近一百余年出现在地球上的现代集权国家的权力和体制。因为现代集权国家无限膨胀国家权力,无限挤压社会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给人以国家和国家领袖万能的印象。

  其实,从国王可以很轻易被处死的事实,就可以看出首领们的权力并不大,以上的种种依据未必可靠,我们的猜测可能常常不着边际。

  在人类社会刚刚出现领袖的时候,国家权力还不怎么发达,领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祭祀活动与神灵沟通,并代表神灵给民众谋利赐福。那些身为氏族和部落首长的领袖们,世俗权力极少,主要乃是作为巫师和祭司而掌握着那个时代的神权。直到社会逐渐成熟,这些领袖才慢慢发展为酋长、国王、皇帝等等。

  这些祭司、酋长或者国王乃是代表公众的福利,与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以及神灵沟通、周旋,所以他们必须谨言慎行,不能以任何方式得罪神灵,以免给民众惹祸。这些传统一直到中古时代还常常被皇帝遵守,近代的一些原始部落首领当然更是严格遵行。

  在古代,日本天皇的每个早晨都是这样度过的:他必须头戴繁复而又沉重的皇冠,连续几个小时端坐在王位宝座上,像一尊塑像那样,手、足、头、眼以及全身所有其他部位都不能动弹。这种禅定式的姿势对于常人来说当然是难以忍受的折磨,可是天皇不是常人,他是秉承天帝意旨造福人间的万物之王。

  时俗认为,万一天皇的身体不幸向某个地区移动、倾斜,或者他的目光注视到了某一个地区,就可能会有战争、饥荒、火灾等等灾难出现在某个地区甚至全国。

  为了保证风调雨顺、万民安居乐业,保持帝国的和平稳定,他必须忍受这种煎熬。

  除此之外,他还必须遵守许多其他禁忌,诸如终日不可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身体,头发胡子指甲等等不可轻易剪除,为了卫生只能在夜间偷偷洗澡等等。他的脚不能着地,需要移动身子时只能骑在别人的肩上。

  他既然享有天皇之尊,就应该承担与此相称的责任。

  远古时代,国王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玩弄权术的基础上,而是确确实实建立在为老百姓谋求福祉和利益的基础上。国王的权力与责任结合得非常紧密,虽然没有现代民主国家的问责制,但是公众所加给国王的责任,几乎达到了残酷的程度。那种问责文化的繁荣和严格,远远超过任何现代民主国家。

  远古时代,生民最基本的要求是老天爷风调雨顺,以确保五谷丰收、六畜兴旺。能够祈风降雨的巫师在这样的社会不但是知识权威,而且是通天统地的神灵和为民造福的道德英雄,他们因为承担着而且忠实地履行着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职责而理所当然地成为王者。

  从上文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非洲、澳洲和美国的国王们捍卫王权的能力都比较弱,所以直到晚近还不得不在民众的监督下及时自杀,而中国的国王却很早就用自己的力量废除了这样的习俗,改写了智慧而又残酷的“鹦鹉蛋”传统。从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中,已经看不到国王不得不自杀谢罪的历史痕迹,最早的尧舜传说是禅让而不是弑君自代。

  尽管免去了“自杀谢罪”的待遇,但古代中国的国王依然不好当。

  我们以楚文王为例。楚文王开始时并不是一位好国王,有一次楚文王沉湎于打猎,三个月才返王宫。另一次由于迷醉于美女丹之姬,一年都不上曾朝。

  结果,太保申(注释官名)得知后拍案而起,要用荆条笞打之刑予以惩罚。楚文王说我愿意改正就行了,刑罚就免了吧。太保申说,臣受命于先王,如果不责罚王上,就有违先王之命。我宁愿开罪于王上,不愿意开罪于先王。楚文王只好趴在地上受刑。太保申将50根荆条扎成一捆,在楚文王背上轻轻打了两下。

  哪知这个楚文王死要面子,受罚之后还说没什么疼痛。太保申抗议道:君子受刑本身就是耻辱,你还敢说痛不痛的问题,哪能这样不知廉耻呀!他说要投水以死相谏。楚文王肯定难于承担逼死太保的责任,赶紧认错,并马上杀死狩猎的猎犬,放逐美女丹之姬,保证此后忠于职守,一心治国。此后楚文王果然成为一位贤明敬业的君王。

  但楚文王有时也并不听劝。

  一次,楚文王拒绝接受大臣的意见,鬻拳忍无可忍,竟拿出兵器威逼文王,可见即使贵如大王也不可乾纲独断。事后鬻拳自断一足以谢罪。楚文王并没有因为受委屈而报复鬻拳,而是安排鬻拳担任守卫宫门的要职。

  他们之间更有趣的故事还在后边。公元前676年,楚文王率兵抵抗西方巴国的侵略,虽说把敌人赶跑了,可是代价太大,国人认为楚文王失败了。楚文王率领部队回到都城的时候,负责守城门的大夫鬻拳竟然因为楚文王没有取胜而拒不开门。

  最有趣的是,楚文王的权力竟然不足以命令守门官打开城门让他回宫。他只好振作精神,带兵到东北方向去攻打黄国。将黄国军队打败之后,他才敢于撤兵回国。可是此时楚文王由于劳累过度,还没有回到国都,就在路上暴死。

  从以上的故事可以看出,王公贵族对君王具有十分严厉的要求,君王如果不能符合这些要求,就要受到制度的制裁,包括接受刑罚。

  太保申敢于给楚文王实施刑罚,鬻拳敢于武力威胁君王甚至敢于拒绝君王入宫,绝不是仅仅出于个人的勇气,而是借助制度的力量。太保申强调先王之命,实际上就是强调祖传制度的严肃性。这种处罚和威逼不称职的君王的制度,可能就是更早时代处死不称职的君王(或酋长)的制度的演变形式。

  这些故事最好地阐释了“职责”一词的含义,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

  第一,远古时代的国王是当时人类文化(比如巫术文化)最高水平的代表人物,这种现象在中国一直持续到了周代,周文王是巫术文化集大成者,八卦文化的代表人物。国王由没有文化的人担任在中国是从汉代的刘邦开始的。

  第二,古代国王权力存在的基础就是为臣民尤其是为权贵集团履行祈风降雨、增收五谷、征战保安的责任,没有能力履行责任的国王必须受到惩罚甚至杀戮。

  《楚史》作者张正明讨论楚文王劳累猝死时说,此一时代的国王“仍然是以公族为核心的国人的工具。他们毕竟是刚戴上王冠的大酋,对自己的天职有清醒而明确的认识,虽死不辞。”这种风气乃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制度的遗风。国王是否合格地履行了责任,评判的权利不是掌握在国王本人手里而是掌握在臣民手里,就像西方社会自从19世纪以来评判社会和政治的权利掌握在舆论手里一样。

  第三,古代社会责任与权利的统一,远远超过了“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现代人的想象。统治者只享受赋税和赞颂、不承担责任和祸患的局面,即使在中国也不是“古已有之”的。许多罪恶制度、罪恶心理、罪恶态度都是肇始于中古时代或者更近。

  商汤的经历就更值得人们同情力量。一百年前,弗雷泽深有感触地说:“那种认为古代国王都是专制统治,人民只是听命于君主的看法,对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君主国家是完全不适用的。相反,这些君主都必须听命于自己的臣民,只有在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指挥自然的进程、为臣民谋福利的情况下,他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今天还被当做神一样崇拜,明天便被作为罪犯而处死。……整套的禁忌戒律,意图并不在于增添国王的尊严,更非让他享乐,而是约束其行为,不让他扰乱自然的和谐而招致他本人以及他的臣民和整个宇内遭受共同的灾难。”

  那时弗雷泽的祖国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帝国,全世界的财富正源源不断地集中到英伦三岛,所有的国民都可以共享此等福利。可是弗雷泽的语气中还是隐约显露出一丝怀古之幽情。

  总之,国王这个称号体现了一种职责,那些领受了这个称号的人,为了执行好这个职责,必须付出一切应该付出的代价,包括奉献自己的生命。古人对于政治的深刻理解,以及他们制度设计的杰出智慧,足令现代人汗颜。

  4领袖也有潜规则

  灵长类动物强者为王

  现代学者认为,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经历了游群、氏族(部落)、酋邦、国家这四种形态。在这四种形态中,政治因素从无到有、从原始到现代,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那么,最初的政治领袖是如何产生的呢?从最初的政治领袖到集权国家的政治领袖再到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究竟有多大的变化和跨越呢?

  首先我们用类比的方式来考察一下游群形态的政治状况和领袖状况。许多动物学家详细考察过今天的猿猴社会,对他们的游群生活进行了大量的摄像记录。

  从这些记录上看,猴子、猩猩、大猩猩等猿猴游群的首领是通过角力而产生的。他们不需要选举、竞选等社会程序,而是在采集、狩猎过程中,以及争夺女性的过程中,决选出超越众人之上有强力、智慧和亲和力的领袖。

  群体中的“群众”只是“认可”和“接纳”,谁是胜者,他们就认可谁、接纳谁。当然,也有雌性群体不愿意接纳某位统治者而群起攻击之、驱逐之的情况,但是不太常见。

  当领袖是不是非常具有吸引力?会不会出现激烈的竞争?

  在猿猴社会,当领袖具有性交的优先权甚至独占权,所以,当领袖是一件极有魅力的事情。此外,当领袖可以决定采集和游猎的路线,可以部分决定其他人的行为,此种优越感和成就感必定对人类和动物带来巨大的诱惑。所以,在猿猴社会,那些身强力壮的成员无不奋勇争当领袖。他们之间的争夺常常是十分残酷的。

  美国动物行为学家瓦尔在《人类的猿性》中,对生活在荷兰阿纳姆动物园的黑猩猩群体的权力斗争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年轻的黑猩猩鲁特挑战老猩猩叶罗恩,取得了领袖地位,可是叶罗恩联合年轻的尼基共同制服鲁特,共同夺取了领导权。叶罗恩跟尼基共同享用所有的雌猩猩。

  后来尼基对叶罗恩的性权利进行干预,于是双方的冲突持续几个月。趁此机会,鲁特重新发起进攻,企图恢复领袖权利,但是生死关头,尼基与叶罗恩的联盟再次发生作用。它们分开来都不是鲁特的对手,但是它们联合起来却是鲁特对付不了的。一场恶战就这样开始了。鲁特遍体鳞伤,睾丸被敌人从阴囊之中挤出来,最后不治而亡。

  鲁特为什么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夺领袖地位?瓦尔认真观察过叶罗恩在失去权力之后的悲惨情景:它呆呆地坐着,望着远方,脸上一片虚无,数周不吃不喝,整个群体的活动对它没有任何影响,它仅仅剩下一个躯壳,整个灵魂都翩然远去了。[2]由这段描写不难看出,权力对于灵长类动物的精神支持作用有多大。鲁特一定也曾经忍受过这样的痛苦,所以它要不顾一切投身于权力角斗。

  原始社会缺乏稳定的领袖人物

  初期人类社会的权力角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上述灵长类动物?人类领袖的产生方式跟黑猩猩领袖的产生方式有什么区别?

  据近代人类学家对诸多原始部落的考察,权力对于初期人类的吸引力远不如对于猿猴的吸引力那么大。由此似乎可以说,人类从动物群体中超脱出来的一个标志性的变化是:在每个群体的内部,权力和权威的产生主要不再依赖体力的拼搏,而是主要依赖生产技能或者智慧的超群出众。

  如果说,人类的游群时代,其游戏规则还可能跟今天的黑猩猩社会有某种相似之处,那么,到了氏族社会时代,这种相似性就越来越少,人类越来越显示了自己不同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杰出和平相处能力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也许这是人类自古以来将自己凌驾于一切动物之上的原因之一。

  我的这种猜测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具有相当多的人类学依据。

  在游猎为生的爱斯基摩人中,一个人从事某项生产活动比别人技艺高超而且富于成效,他就是人群的中心,每个群体中都有这样的中心人物。如果这个人有意识地积累财富,果然比别人富有,而且及时地慷慨地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那么大家就心照不宣地认可他为头人。

  一旦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拥戴为头人,他就必须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先走出户外,踏上冰雪之地。他是全部行猎活动的计划者,其他人尊重他的才智,相信他的判断,愿意跟随他,因为大家认为这样对自己有利。一个头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但是这位头人并不享有固定的权威,如果某一天大家不愿意接受他的判断、裁决和各种计划,不愿意跟随他从事生产活动,他就不再是头人。如果他想刻意维持头人的地位,哪怕多维持一天也是不可能的。[3]

  在印度洋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上,生活着一群原始人,被西方人类学家命名为安达曼岛人。他们也没有严格的氏族社会,只是一小群一小群地生活在一起。每一个群体之中,通常都会产生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能够将整个群体团结为一个整体,并能协调群体的行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控制和命令他人。但是,他毫无权力强迫他人服从,更没有权力处罚那些不听从命令的人。

  在联系紧密的好几个群体之中,往往会产生一个地位高于其他头人的首领,他主要依靠杰出的劳动技艺或者个人品质赢得超乎他人的声望。众多群体每年举行的聚会中,他受到最多的尊敬和拥戴,他于是成为整个部落的首领,也就是大首领。

  这个不需要选举的、自然而然产生的大首领,其权力仅仅在于组织本部落各个群体的聚会、打猎、捕鱼等活动。他也像那些小群体的首领一样,没有权力强迫他人服从或者处罚他人。[4]

  人类的初期社会竟然如此温良斯文吗?也许因为近代学者所考察的社会,并不是真正的初期社会?在人类进化为人类的最初时代,那些强力者为了争夺游群的领袖地位,其斗争的残酷性也许不亚于我们从猿猴社会所观察到的情形?无论你如何猜测,这就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最初期人类社会的政治状况,以及相关的游戏规则。

  氏族首领的权力匮乏

  这种游戏规则是什么性质?

  英国学者普里查德在研究非洲中部努尔人的著作《努尔人》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政府本来是强调一种特定的秩序,无政府表示反对这种特定的秩序。然而,原始社会的人们,恰好是生活在另一种秩序之中。原始社会的酋长则是在这种秩序中承担社会所必需的、然而又没有太多强制性的功能。

  “在努尔人中,缺少政府性的机构,没有法律制度,也没有发展成熟的领导制度。从总体上看,他们也没有组织性较强的政治生活。他们生活在一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之中,这种状态是与其性格颇相符合的,因为如果在努尔人中生活,根本无法想象会有一些统治者对他们进行统治。”[5]

  这个社会当然也不是人间天堂。用法律眼光来审视他们,他们的不足之处十分明显。

  “努尔人没有法律,对于损伤、强奸、失肢等有习俗性的赔偿,但是却没有一个有权力的权威人士对这些事情进行裁决或执行裁决。在努尔地区,立法的、裁决的以及执行的职能并未授予任何个人或委员会。在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并没有赔偿问题;而且,在我的经验中,甚至一个部落内部,尽管对损伤有时要进行赔偿,犯罪行为却并不以我们所谓的法律形式提出来。一个认为自己正在受到某人伤害的人并不能控告此人,因为即使这个人愿意出庭受审,也没有法庭来传讯他。我同努尔人朝夕相处了一年,从未听到一个案件在任何人或法庭面前摆出来。甚至我还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除非凭借武力或武力威胁,否则他很少得到赔偿。”[6]

  面对这样的局面,也许我们觉得他们有必要有一位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给社会以公正和正义。但是,在普里查德所命名的这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中,无法找到这种政治强人。

  酋长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极其模糊和无力的。那些身披豹皮以显示权威的酋长,至多只是一位调解人。他的确经常出面处理纠纷,但是他的决定并不包含裁决的权威,而只是一种劝谕、一种提议。如果纠纷双方或一方拒绝执行他的建议,他没有任何权力惩罚他们或者强制他们执行。

  在很多氏族社会或者前氏族社会,甚至没有公法而只有私法,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物或者机构可以代表氏族集体来推行对整个集体都有利的游戏规则、来惩罚对整个集体都有害的犯罪行为。

  比如,在现代国家,杀人是危害整个社会的犯罪行为,国家代表公众对这种行为予以制裁。但是爱斯基摩人社会和菲律宾的伊富高人社会,杀人只涉及私法,只有被杀者亲属才有权力复仇(杀死杀人者或者杀人者的亲属),社会或者酋长并没有权力出面制裁杀人者。

  也即是说,原始社会阶段,人们的权力还充分掌握在氏族成员自己手里,而没有交付给代替人。人们必须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有自己的亲属群帮助自己维护权利,而不会要求酋长代表公共意志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人类学家的研究给我们一种启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必定混乱和失范、失控。那些机能比较发达、组织相对严密的社会,社会本身具有一种自组织能力,能够对自身的问题进行协调和控制。这种协调和控制的有效性绝不在政府之下。

  须知三百万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都是没有政府的,只有最近四千年,地球上的一部分地区逐渐出现强力国家和强力政府,那些部落领袖逐渐发展为政府首脑或者独裁君王。

  自从国家和君王出现以后,那些依然处于“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之中的族群,一无例外地受到这些国家的屠杀、掠夺和占领。那些温良斯文的酋长无力组织起足够的社会力量与这些侵略者和屠杀者相对抗,久而久之,这些和平的原始社会遭到彻底破坏。

  当今时代,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有序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国家的强力已经将整个地球覆盖了一遍又一遍。国家带给人类的伤害有目共睹。

  酋长的选举及其权力限制

  在酋长不具有明显的领袖身份的时候,这种人物自生自灭。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没有明确的酋长。此时不存在选举问题和继承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酋长对氏族群体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他的权力也在不断增强。这时候,究竟什么样的人担任酋长,是氏族集体共同关心的问题。为了公平,为了符合大家的意愿,选举行为出现了。选出来的酋长逝世了怎么办?这时候继承问题出现了。

  在古代社会,酋长非常普遍地由选举产生。民选的酋长去世以后,通常由部落成员或者氏族成员在特定的范围内选举继承人,而绝不是由死去的酋长在死前指定继承人,更不是有原酋长的儿子理所当然地继位。

  在众多氏族共同组成的社会空间,那个地位最高的酋长通常是由其中某个特定氏族的头人担任。为什么由这个特定氏族的头人担任,其原因很可能千差万别。有的地区可能是因为这个氏族是血缘关系中的长子(中国宗法制与此类似),有的地区可能是因为这个氏族最为强悍,在协同作战中功勋最为突出,有的地区可能是因为这个氏族是本地区最早的开拓者和定居者。

  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非洲阿散蒂人选举酋长的过程。按照阿散蒂人的宗教观念,酋长就是祖先的化身,他们担任酋长的人必须出自索福阿赛福世系群,这个世系群最早定居在这片土地上,具有老大的地位。

  索福阿赛福世系群中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是潜在的酋长继承人。酋长去世或者当酋长被弹劾时,议事会长老们推选出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觐见皇太后,请求她提出继承人人选。这位年长的女性召集皇家世系群开会,共同推举一位最合适的继承人,并及时知会议事会。

  议事会申明,这项任命并不是最后任命,还得等到部落全体成员举行选举会议之后,才能最后决定。

  如果索福阿赛福世系群推举的人选没有获得公众选举的认可,皇太后就必须再次召集皇家成员重新提出新人选。如果一连三次提名都无法获得选民认可,议事会就得按照民众的要求从本会成员中推选一位长老担任酋长,皇太后必须出面证明这位新当选的酋长本系皇家世系,以此从法律上确定新酋长的合法地位。[7]

  从这个选举程序可以看出,一个新的酋长诞生,必须获得原酋长亲属、普通民众、议事会长老(即社会贤达)的共同认可和接纳。这种选举制度,就是原始社会名副其实的民主选举。从原始民主制度脱胎而来的古希腊民主制度,就从某种角度沿袭了这种运作模式。

  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这种选举制度是原始社会共同的制度,中国远古时代无疑也曾经历过这种制度,《墨子》反复强调应该选举贤能的人担任国君,《礼记》中也借孔子之口缅怀远古时代选贤任能的美景,都是史前时代这种选举制度在文献中留下的蛛丝马迹。

  尽管经过如此复杂的选举,新上任的酋长并不被人认为至高无上。仍以阿散蒂人的大酋长为例。在大酋长登基典礼上,一位神职人员代表选民明确提出对新酋长的职责要求。“长老们都说我应该授予你王位。可是你要听取我们的劝谏,别拈花惹草、酗酒赌博。作为你的臣民,我们不愿你申斥我们是奴隶;我们不想受你虐待;我们恨你吝啬贪财;我们不要一个不听劝谏的首领;我们不要你把我们当做傻瓜对待;我们不要你恃强凌弱、独断专行;我们不喜欢受责挨打。登上这王位吧,我们赞美它并将它赐予你,长老们已经同意将这王位赐予你。”[8]这段训词十分明确体现了君权民授,而且用“赐予”一词强调这种关系。接下来登基者必须宣读一份保证书式的答辞,意思是,如果违背了大家的利益,我将甘愿不光彩地被废黜。

  阿散蒂人已经意识到,权力对于人的腐蚀作用无穷无尽,所以,当他们不得不将权力托付给一个全体国民都深感信任的人时,依然如此谨慎。中世纪的阿拉贡王国(今西班牙境内)已经进入君主专制时代,可是臣民向国王宣誓时依然是那样不卑不亢:“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由此可见,古代人类对于权力的谨慎可能是很普遍的。

  这种谨慎不只是在政治仪式上表现出来,而在制度设计上也具有充分的显示。最典型的制度限制当然是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精心设计。公元前7世纪,希腊执政官的任期由十年缩短为一年,公民每年选举一次,每次选出九位执政官共掌权柄,以免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九位执政官共同执政一年,实际任期也可说是九分之一年。

  不仅如此,城邦公民还规定九位执政官只负政务和司法之责,也就是不可过问宗教祭祀和军事事务,绝不可僭越权力。

  后来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没有最高领袖。近似于最高执政官的是元老院的主席,主席的人选由元老院成员抽签决定,每个人的任期只能是一天,一年之内不得再任。这种控制执政者权力的思路和智慧,跟原始社会限制酋长权力的精神一脉相承。

  [1]弗雷泽:《金枝》,第404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 瓦尔:《人类的猿性》,第33页,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

  [3] 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第87-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布朗:《安达曼岛人》第33-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普里查德:《努尔人》,第207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6]普里查德:《努尔人》,第187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7] 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第250-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8]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第250-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国王来了

《圈子决定格局》江苏人民出版社作者:摩罗

  第三章 国王来了

  人类常常错误地理解自己的历史,有时甚至长久地歪曲自己的历史。在现代人的描述中,民主制度似乎理所当然地是“文明时代”的伟大创造,是直到近代才逐渐繁荣起来的游戏规则。远古时代则由残暴的国王大权独揽,独霸天下,他们一个个喜怒无常、专横跋扈、草菅人命、为所欲为,所有的生民都在野蛮、专制的茫茫黑夜备受煎熬。初民仿佛生活在一个犬牙魔爪暴虐统治之下的社会。

  自古以来的错误猜测充分体现了“文明人”的自负:我们把制度结构中理性的部分理解为“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将制度结构中对人类构成伤害的部分看做是历史的馈赠。

  这种成见即使不能说是颠倒黑白,至少也必须指出,这是人类对于自身历史最荒谬的误解。

  真正的历史却是另一番场景:

  在原始社会发展为阶级社会的漫长过程中,有的民族过早出现了君主制度。随着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君主制度却越来越朝着集权、专制的方向发展。一个政治家越是才能超群、意志强大,他对原始社会的民主原则就背叛得越是彻底。可以说,这是人类史上一个极其奇怪的逆流。

  可是,也有一些民族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极为尊重历史上的民主原则,千方百计呵护这种文明原则。就在埃及的法老、中国的周王号令四方时,古希腊城邦中的贵族们却依然像氏族时代那样商议公共事务,还常常召开国民大会对贵族们制定的政策和各种方案进行表决。这种对于国家事务的全民参与,对于治国和卫国责任的全民承担,忠实地体现了氏族时代“全体氏族成员共同负责”的政治原则。

  根据弗雷泽和摩尔根的研究,人类不仅拥有像亚历山大和秦始皇那样实行专制和奴役的历史,同时拥有更加漫长的民主制度历史。人们习惯上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已经拥有三百万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从三百万年前开始的。严格意义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人类社会的流行却不到三千年时间。

  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三百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当我们不得不为三千年专制史所留下的罪恶感到耻辱时,我们是不是更有理由为三百万年的民主制度史感到欣慰和骄傲?三百万年的民主传统,其力量不足以抵挡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挟持和规范吗?如果我们越过三千年专制制度之惨痛历史,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的身上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我们拥有三百万年自由、民主、和平的政治经验。

  1国王的起源和终结

  当权力与责任出现分离时,任何人都是毫不犹豫地抓住权力而放弃责任。而一个只要权力不要责任的国王,就是独裁者。人们把独裁者的时代命名为文明时代,真是绝妙的讽刺。

  国王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宰杀犯人的指令来自国王,征战的号令来自国王,公侯的封赏来自国王,卿臣的任命来自国王。史书的纲领是国王,童话的母题是国王。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的是国王,戏剧舞台上居于灯光中心的是国王。

  国王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究竟什么是国王?

  如果将国王看做人类群体的首领,那么国王很早就出现了,当人类还像今天的大猩猩一样十来个结成一群在丛林中觅食时,就已经有首领了。动物中的首领几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象群、猴子群、蚂蚁群、蜜蜂群都有自己的首领。但这些首领自然不是国王。

  标准的国王应该是帝国体制的产物,也就是国王成为一个政治国家的权力中心,这个国家的宗教、军事、民政、司法、社会诸般事务的决策和管理,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总之整个国家机器围着他打转。我们习惯上将这种国家体制命名为专制政体。

  从丛林觅食算起,人类已经有三百万年历史,而典型的王权国家仅仅诞生在大约三千年前。从三百万年前的首领发展为三千年前的国王,从丛林中的率众觅食发展到金銮殿里的大权独揽,人类的领袖经过了什么样的过渡?

  一些学者认为,作为政治国家主要政治领袖的国王,是从氏族时代的宗教领袖演变过来的。人类的宗教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开始于三十万年前,结束于五万年前。仅仅只有原始的宗教意识的萌芽,可能还不足以产生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应该是在正规的祭祀仪式形成时顺势而生的。这个年代不容易确定,但肯定不会很晚。也就是说,人类的领袖在祭祀首领的职位上逗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再寻机发展为国王。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都是人类从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过渡、宗教领袖向政治领袖过渡的时代。中国在汉代以前,所有的领袖人物都是集中体现了当时文化水平的人。而那个时代的文化是什么?郭沫若在讨论商周之际社会状况时说,“宗教神话就是当时的文化”,可见商王和周王首先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统帅群民的。从商王老是占卜、周王老是打卦来看,他们的权威多半是靠跟神的沟通而取得并巩固的。

  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讨论古代社会状况及其领袖人物时,所涉及的个案绝大多数是巫师和祭祀长。地中海地区出现城邦国家时,其领袖职位的宗教性也很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斯巴达王有三种职务:主持祭礼、指挥军队、审判犯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罗马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其专供本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祀坛。”[1] “他们选出一个祭司,这是这种胞族组织的最高长官。”[2]

  在罗马出现国家政权以后,国家的重大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元老院和国民大会手中,执行权力的人一直是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长官两种重任的人。为什么这两种职位要由同一个人担当?“每逢交战的前夕都必须举行占卜”,很明显,统帅必须是一个能够跟神灵直接沟通的人,才能在神灵的帮助下决策大事。

  法国学者库朗热总结道:“在罗马与在斯巴达或在雅典一样,国家完全服从于宗教。古代的国家与宗教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不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彼此的冲突,而且将它们分别开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政教相争的悲剧是没有的事。”[3]

  《左传》说,国家的大事就是两项,祭祀和打仗,当时君王的主要职责也就是祭祀和征战。这很符合库朗热的描述,那就是国家服从于宗教。在宗教面前,所有的行政事务和民政事务都是次要的。

  《礼记》规定:“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可见宗教才是立国之本。“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用来建构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事物,恰是宗教及其祭坛(社)。用来区别阶级等级和政治身份的事物,主要也是宗教权利,所以《礼记》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

  天子规定对于最高神的祭司权由他垄断。

  为什么天子如此重视祭祀天神的垄断权力?答案只有一个:他的其他权利就是从这祭祀权中得来的。要想巩固其他权力,就必须牢牢掌握祭祀权。

  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时期,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都是处于氏族时代向政治国家时代过渡的时期之中。

  摩尔根说,古罗马这个身兼宗教领袖和军事统帅两种重任的人,“就是此后的最高行政长官、国王和总统的萌芽。”这个结论已经非常明了,但是库朗热的结论将比这个明了十倍。

  “在家庭中,权力与宗教相连,父亲因作为宗教的主持人而成为家主和审判者。与此相似,城邦宗教的大祭司同时也是政治首领。”[4]也就是说,是教权产生了政权,政治权利是宗教权利的延伸,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祭坛赐以首领以尊严。

  “王国的宪法很简单,不必细究。它源自宗教信仰的信条。点燃城邦圣火的建城人,自然就是第一任祭司。希腊古代有一条规定令我们感到惊奇,它规定城邦的王位属于第一个建立城邦祭坛的人。”

  希腊殖民地伊奥尼亚的十二个城邦的圣火都是克德鲁斯家族的人点燃的,于是这12个城邦的民众就将这些王位全部交给了克德鲁斯家族。他们并不是以力量取得王位的,只因他们是邦火的创建者,这邦火还得由他们维持,所以王位非他们莫属。

  早在氏族诞生之初,其首领就不是像猴王那样靠体力的博弈而出人头地,而是靠跟神沟通的能力和法术产生号召力。除了主持祭祀之外,他们没有什么权力,在群体的生活中产生不了多少其他作用。那是一个真正平等、也真正和平的时代。

  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状态,孔子所憧憬的“大同世界,其实就是刚刚失去的氏族组织状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跟人类学家布朗在安达曼岛上所发现的原始人群的生存状态基本一致。

  古希腊罗马时代,城邦首领或者君主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武力强大、争斗胜利而自立,而是在和平的气氛中以宗教的原因而产生。城邦公民还常常用抓阄或者占卜天象的方式选举执政官,因为在古人看来,抓阄和天象都是神意的体现,无论是氏族还是国家,无论是领袖还是公民,都只能秉承神意处事。

  所以,执政者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强力或者法律,而是来自宗教。连法律本身也是来源于宗教,它最初只是一些宗教原则和戒条。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到作为专制制度象征的国王是如何诞生的。在氏族社会向政治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那些原本权力较小、责任较大的领袖人物,在政治运作之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力图实行对国家事务的独断和控制。

  为了遏制这种与民主制背道而驰的苗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非常有力的抵制,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政治智慧,以及对于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对于国家的责任心。

  比如,希腊人发现军事首领巴塞勒斯这个职位的权力正在急剧膨胀,他们马上取消了这个职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领袖个人权力的膨胀违背了民主制的原则。

  尽管如此,帝国和国王,以及暴君,还是在地中海地区出现了。

  公元前4世纪,希腊北部贫穷落后的马其顿帝国迅速崛起。这个说希腊语的帝国与雅典等兄弟国家大异其趣,实行的是国王专权制度,年轻的君主亚历山大登基以后迅速征服了整个希腊,各城邦共和国的民主制度马上灰飞烟灭。这片光荣的土地就像色雷斯、腓尼基、巴勒斯坦、波斯、叙利亚、埃及等等地区一样,匍匐在亚历山大的铁蹄之下。

  从此,专制制度成为所谓文明世界的主流制度。后来取代希腊人而掌握地中海地区霸权的罗马帝国,其国王越来越不把元老院和国民大会放在心上,日益走向独裁。罗马暴君的专横残暴,未必逊色于中国暴君。

  暴君就是从国王中产生的,而国王就是由那些民主制之中的国家元首演变而来的。后来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大多数时间处于专制和暴政的统治之下,而他们所说的所谓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恰恰是和平、民主、自由的时代。

  相比而言,专制和暴政时代为期很短,至今不过三千年左右。可是这三千年的历史是最让人类痛心疾首的,他给人类文化和心灵所刻下的伤痕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我们常常禁不住像讨论昨夜的噩梦一样讨论它的罪恶和前景。

  拉开历史距离来理解国王及其所代表的专制制度,也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一些欣慰。既然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延续了几十万年,专制制度不过流行了三千年,是不是可以说民主制度更加适合人性?是不是可以相信它在人类神经深处的刻痕比专制制度留下的刻痕更深更牢?

  摩尔根在描述罗马领袖塞尔维乌斯以财产为要素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国家之后,感叹这个制度日后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权阶级等等消极的东西,最后导致了今天占世界主流的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国王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国王从起源到消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领袖(祭司)——军事领袖(统帅)——政治领袖(行政长官)——全权领袖(国王,其中一部分是暴君)——有限领袖(总统)。国王和他的君主专制制度虽然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绝迹,但是他们的消失将是历史的必然。国王起源于各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必将终结于全人类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中。

  摩尔根曾经在《古代社会》一书中预言:“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再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摩尔根已经逝世了一百多年,他的预言正在缓慢地实现。

  对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和发展,我们似乎有理由跟摩尔根一样,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2从酋长到君王

  从酋长起源的缓慢历程可以看出,人类对于自己的权利十分慎重,并没有轻易托付给他人。在群体较小的时候,他们只是认可一位调解人式的领袖,帮助大家调解纠纷。

  当社会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必须组织社会力量对外作战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接纳一位很正式的、具有神性的首领,但是此时依然不忘用议事会、用全民选举之类的制度设计,来限制酋长的权力,同时在最庄严的登基大典上,明确申告新上任的酋长必须克勤克俭为公众服务,而不可有任何僭越。

  当我们讨论对酋长权力的限制时,不妨再次以阿散蒂人为例。当阿散蒂人的社会已经达到相当的文明程度时,其政治组织也相应地发达起来,内部的协调工作和对外的交往、作战也相应地变得复杂了起来。在此条件下,酋长的权力就需要得到扩展。然而这个社会控制个人权力的智慧已经跟扩展酋长权力的必要性一起得到了发展,所以他们能够实行权力的平衡。原始人的文明力量和政治智慧,我们绝不可以藐视。那些认为古人必定不如今人的看法,十分浅薄。

  在原始社会的最末期,酋长的权力依然边界清楚,远不像后来专制王朝的皇帝那样敢于藐视天下、独断专行。在西班牙殖民者侵入美洲的时候,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是整个美洲最发达、最强有力的国家。实际上他们大致处于原始社会向现代国家过渡的酋邦时代。

  阿兹特克人虽然好战,征服了周边许多部落,强迫这些部落称臣纳贡,可是酋长蒙特祖马(常常被西方人称为国王)的权力仅仅限于征收贡赋,对于各部落的组织模式和社会政治生活根本无法过问,甚至也没有能力像中国商周时代的君王那样,一有边患只要点起烽火就可以命令各国挥师勤王。

  当西班牙人的炮火威胁他们的生命时,阿兹特克人只能独自跟侵略者作战。那些臣属部落不但不协同作战,还常常帮助西班牙人攻击蒙特祖马的部落。

  可见,酋长的权力是跟国家的权力一起发展起来的。而国家的诞生,是在一些民族对其他一些民族的征服、一些阶级对其他一些阶级的奴役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和其他游戏规则,就是在这个被征服、被奴役的过程中被彻底打破的,就像古希腊城邦制度被马其顿的军事强力打败之后,又在他的政治专制之下土崩瓦解那样。

  一个部落的众多成员将权力交给某位酋长时,是为了鼓励酋长带领自己更有效地征服他人。此后,部落成员交出的权力却无法收回,因为酋长在征服其他民族之后,需要继续使用这些权力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以便更加长久、更加有效地奴役包括自己的同胞在内的全体民众。

  国家尚未形成时,酋长的权力是很微弱的。社会发展到“文明”时代,国家的强力登峰造极,酋长逐渐演变为君王,立即大权在握,号令四方。人类史上最罪恶的现象之一:暴君现象,就这样出现了。在大约四千年的“文明”时期,地球上许多地区的人民深受暴君的奴役和残害。这时候,人类面对猿猴所具有的优越感,不得不遭遇挑战。

  3古代国王是终身制还是任期制?

  著名作家聂绀弩在短文《我若为王》里说:“我若为王,我的姓名就会改作万岁,我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圣旨。我的意欲,我的贪心,乃至每一个幻想,都竭尽全体臣民的力量去实现。我将没有任何过失,因为没有人敢说它是过失;我将没有任何罪行,因为没有人敢说它是罪行。”

  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国王的权限,完全是中国式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确实来自历史事实,可这只是人类历史某一阶段的事实,而不是全部。我们姑且不说现代社会已经有许多地区再也没有这样的君王,在远古时期,人类的君王和人类的政治制度尤其不是这个样子。为了确保社稷的昌盛和人民的安康,将年老体衰的君王及时废黜,这是各民族通行的习俗。

  尤其令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远古时代许多部族制定了国王任期制。这里所谓“远古时代”并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也许称之为氏族时代更为合适些。对于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许多部族来说,这样的历史一直持续到了200年前。

  制定国王任期制,与废黜年老体衰的国王出于完全一致的动机,也就是保证国王年轻强壮、精力充沛。弗雷泽在《金枝》中指出,国王“超过期限就不能统治,期限终结时,他必须死去。期限一般订得很短,这样可保国王在期限内不可能身体衰老”。

  古代瑞典的国王任期为9年,古代巴比伦的国王在理论上任期只有一年。夏威夷岛上的土著民族,至今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向国王进攻的游戏,这很可能是古代国王任期一年期满时予以处死的风俗的残留。古代刚果王国的国王统治期限只有一天,戴上王冠的酋长总是在当天晚上就必须被杀死。这个国家的王位因此不得不老是空着。

  印度半岛西部的卡利卡特王国,国王的任期是12年。国王执行了12年权力之后,就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宴请所有的贵族。宴会结束之后,他辞别客人,走上一个架子,当众从容地割断自己的喉管。贵族们隆重火化已故国王的遗体,然后选出一位新的国王。当然,这位新的国王在12年后必须履行同样的仪式、接受同样的结局。

  到了17世纪,这个风俗有了一定的改变。任期已满的国王不是自杀,而是在举行完宴会和一切仪式之后,由4个争夺王位的勇士持剑向戒备森严的国王发起进攻。他们必须从3万名禁卫军中杀出一条血路。谁进入国王的帐篷并将他杀死,谁就是新任国王。到1695年举行这个仪式时,已经凑不齐为这种残酷的风俗所需要的4名勇士,只有3名对王冠有兴趣的人愿意以命相搏。

  印度南部的许多地区,国王的任期也是12年。他们国家每12年举行一次大会,无数的人赶到神殿来参加这个隆重的节日。聚会的理由是给神像祈祷,实际上就是以国王祭祀偶像。

  神殿前准备了一个木架子,装饰得非常华丽。“在盛大的仪式和乐声中,任期刚满的国王走到一个木桶里沐浴,然后到神像前祈祷,再登上木架。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几把非常快的刀,开始割掉自己的鼻子、耳朵、嘴巴和四肢,尽可能从自己身上多割些肉下来,并很快扔开。直到他流血过多,开始昏迷的时候,他自己割断喉咙。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祭祀神像的。”

  所有的人都在架子下面观看这个残酷而又悲壮的自戕场面,但是有一个特殊的人一直站在架子上尊敬地目睹国王自杀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细节,这个人就是12年后必须也这样将自己献祭给神灵的人。因为,他已经答应在国王死后由他继任为王。

  《古代社会》的作者摩尔根说,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的执政官任期为十年(弗雷泽则说古希腊除斯巴达之外其他各个国家的君王在位年限都是八年)。摩尔根还强调:这个“最高职位是由人民授职的,在这方面,已经明确地完全建立了选举原则。”

  到公元前7世纪,希腊执政官的任期缩短为一年,因为公民每年选举一次,每次选出9位执政官共掌权柄,以免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公民还规定9位执政官只负政务和司法之责,不可僭越,也就是不可过问宗教祭祀和军事事务。

  古希腊各城邦共和国的公民一直在探索限制领袖权力、发展民主政治的制度保障,他们经常对国家制度进行富于成效的改革。经过克莱斯瑟尼斯的改革,古希腊由元老院、国民大会和行政长官共同领导国家,绵延至今的三权分立结构此时已经基本成熟。行政长官依然有9位之多,国家实际上没有最高领袖。最近似于最高执政官的是元老院的主席,主席的人选由抽签决定,每个人的任期只能是一天,一年之内不得再任。

  国王的任期制并不是所谓文明时代的创造,而是后人从所谓野蛮时代继承而来的优良传统。野蛮人自然而然创造的政治文明,成了所谓文明人至今难于达到的崇高目标。以前的野蛮人真的“野蛮”吗?现在的文明人真的“文明”吗?

  至于与任期制相反对的国王终身制,只是中世纪也就是中古时代才出现的罪恶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使得一代代君王失去理智,他们父子相残、兄弟互争,集团与集团干戈相向、阶级与阶级血肉相搏,为了那个冷酷的金銮殿,为了那根血腥的权杖,人们变得空前地野蛮与残忍。

  4古代国王如何捍卫生命和王位

  古代国王动不动就会被初民逼迫“引咎辞职”或“引咎辞命”,当国王的同时,也将姓名放在了砧板上了。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承担责任的方式未免太野蛮。随着文明的发展,国王和他的臣民必将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其中的残酷因素而寻求改变之道。

  首先起来反抗这种野蛮习俗、设法摆脱其制裁的,肯定是国王本人。登峰造极的权力为什么不可以帮助他从处死他的刀尖上跳跃过去呢?

  习俗实际上是宗教程序的遗存,改变起来谈何容易,可是偷偷更改其中的某些环节和内容却未必不可尝试。比如那些任期已满面临处死仪式的国王,要想废除那个仪式万万不可,但是更换一个在仪式中承担某种职能的人选却未尝不可,这样不就可以请别人代他受死吗?

  也就是说,处死国王的仪式如期举行,仪式的内容可以作一些技术性的修改,那祭台上献出生命的不再是国王,而是另一个代替国王承担责任并承受牺牲的人。国王只要能够成功地完成一次这样的修改,他也就修改了整个历史。日后的历代国王,永远不要面对期满必死的恐惧了。

  国王为了保全性命和王位,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国王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暂时将国王的部分权力或者所有权力交付给即将代他赴死的人。在这些日子,社会的尊卑秩序往往暂时被打破,奴隶暂时摆脱奴隶身份,可以尽情享受主人的权威感和尊严感,而往日的主人则要恪尽职守地伺候今天的临时主人。那个被选定的替死者龙衣华衮,侍从满殿,鼓乐环绕,后妃偎依,俨然一国之尊。

  真正的国王却要么被监禁,要么沦为平民。他要等到临时国王完成了那个令人恐惧的仪式之后,才重新回到权力的宝座上。许多民族的国王直到18、19世纪,还有暂时离职、放弃履行政治权利的习俗。弗雷泽推测,这是古代国王安排替死者赴死留下的痕迹。

  弗雷泽推测,最初代替国王赴死的人,应当是王族人。哪怕是临时国王,其尊荣也不可让给外人,而必须由王室拥有。柬埔寨的国王每年都要离职3天,代他执政的临时国王就是王亲担任,而且是世袭的。临时执政者可以看做古代替死者的延伸。

  可是后来,人们不忍心让完全无辜的人赴死,于是改为选派业已判处死刑的犯人充当临时国王。古代巴比伦留下记载的国王都是终身制的,可是他们留下的一种风俗却让人窥见了远古的制度。巴比伦国王每年都要到神庙举行仪式,更新他的精力和权力,使得他的资格和王位重新合法化。而另一个节日则让国王每年一次从期满处死的命运中逃离出来。

  弗雷泽记述道:

  “巴比伦逐年庆贺一个叫做撒卡亚的节日,为期五天。一个判了死刑的罪犯穿起皇袍,坐上王位,可以发布任何他喜欢发布的命令,吃喝玩乐,与王妃同居。但五天一满就剥去他的皇袍,挨鞭子,被吊死或刺死。

  能不能将此种风俗理解为公众在欢乐的节日拿不幸的犯人开心?不过假王可以享用王妃这一点肯定是不适于这种解释的。东方独裁者的后宫是严格的禁地,除非有极重大的原因,独裁者绝不会让人侵入后宫,更不要说让一个死囚占有了。

  唯一的解释恐怕就是死刑犯人将要替国王而死,为了完全代替,他需要在他短暂的统治中享有充分的王权。”

  在讨论罗马的农神节习俗时,弗雷泽写道:节日中最引人注意的特点,莫过于允许奴隶放任自由。自由民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的区分暂时废除了。奴隶可以骂他的主人,可以像他的上司一样醉酒,可以和他们同坐一起吃饭。

  不仅如此,主人实际和他们的奴隶互换位置,主人在吃饭时侍候他们;要等到奴隶吃好喝足之后,才清理饭桌给主人摆饭。等级的倒置达到这种程度,每家暂时成了一个小共和国,国家的最高职务由奴隶掌管,他们发号施令,制定法律好像他们确实具有政权、军权、司法权的一切尊严。……中阄的人暂时拥有国王的称号,对他的临时臣民发出的号令具有玩笑取闹的性质。

  他可能命令某人伴酒、某人唱歌、某人跳舞、某人责备自己、某人把一个吹笛姑娘背着绕屋走一圈。

  这种具有戏谑色彩的民俗现象,显然有点不可思议。在另一个民俗现象中,可以读出他们共同的历史含义。一旦我们发现这是一种宗教仪式的遗存,就一点也不觉得戏谑,而能理解其严肃性。

  弗雷泽说,古代驻扎在下莫西亚的罗马士兵,是这样庆祝农神节的:“节日前三十天,他们用抽签的办法,在他们当中选一个漂亮年轻的小伙子,让他学萨图恩穿上皇服,由一群士兵陪他上街游逛,他有充分的自由,放纵情欲,领略各种乐趣,不论其多么卑鄙可耻。他享受王权统治虽然很快乐,但是为时不长,下场悲惨;因为三十天的时间一到,农神节来到,他就得在他所扮演的神之祭坛上刎颈自杀。”

  这个与国王身份有关的自杀仪式,解释为代国王受死是最为合理的。假王替死之前所享有的权力越是充分,他替真王受罪替死的效果就会越好。与此相关,真王更新生命、重新开始的效果也就越好。所以,真王不得不允许临时国王在临死之前像一个真正的国王一样履行全部王权。

  在古人的观念中,国王无论是就任国王还是在祭坛上献身,都是神的旨意。神灵有千万只眼睛监察着人间万事,国王企图让别人代替他去受死,显然是对神灵的欺骗。为了让这个欺骗不被神灵发觉,必须做得天衣无缝,就像真是国王本人光荣殉身一样。

  当他从金碧辉煌、冠盖如云的宫殿走向祭坛的时候,当这个受死的人刚刚签完国王令而走向祭坛的时候,当这个受死的人刚刚从王妃的温床上穿戴整齐走向祭坛的时候,他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真正的国王,只有这样,神灵才会接受这个仪式,才会把仪式之中死去的那个人看做老国王,把仪式之后上台的那个人看做新国王。

  这样一来,国王捍卫王位和王权、维护自身生命安全的努力,就年复一年地获得了成功。

  这种欺骗神灵的思维和行为,在初民群体中非常普遍。在初民看来,神灵并不像基督教教义所说的那样对人类怀有大爱大恩,而是一种苛刻、挑剔、吝啬、易怒的生灵,人类必须十分谨慎小心才能讨得他的欢心,让他不至于动辄降罪于人。有时候实在无法讨得他的欢心,就只有设法欺骗之。

  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说,安达曼岛人认为,毕力库神是世界的主人,世界万物都是神灵所创造的,全为神灵所拥有。人类只是寄居在世界上的客人,不应该跟神灵争夺资源。毕力库神在雨季需要食用榼藤子、鱼尾葵的芯、甘薯,以及某些植物的根茎,人类只有谦让为怀,禁食这些食物,还物于主人。

  可是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向这个神所拥有的世界索取食物资源。于是他们总是心存侥幸,指望着毕力库神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行为,偷偷地掠取和食用那些神灵所喜欢的食物。他们挖掘甘薯(那是属于神的东西)时,将块茎取走,然后将根的脖子连同藤苗一起种回地上,让地里表面保持原貌,好像他们没有从这里挖走过甘薯似的。人类学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这么做神就不会注意到甘薯已经被取走。

  这个故事既表现了人类在神灵权利的夹缝里谋求生存的谦卑心态,也表现了人类与神灵周旋、博弈的思路和智慧。

  国王在任期届满时不愿意按照神灵的意志离职就死,却巧妙地安排一个他者代他受死以求蒙混过关,这就像安达曼岛人偷挖甘薯一样,也是以欺骗的手段与神灵相周旋。替死者履行王权越全面越彻底,被神灵识破的风险就越小,为国王更新王权和生命的效果就越好,所以,那个替死者临死前入主王宫,俨然君临天下,是这个仪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内容,万万不可含糊。

  让别人行使短暂的王权之后代自己去受死,这是古代国王保住王位、摆脱死运的方法之一。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任期届满时,由那些企图接替王位的人冲进宫廷杀死国王,国王则以抵抗杀戮的方式显示他的力量和精神,以便保全他的王位和生命。那些冲进宫廷的勇士饱受王位的诱惑,个个英勇过人,因为谁杀死了国王谁就可以继承王位。

  而国王此刻为自己设置的卫兵力量非常强大,一般情况下,几个勇士想越过数以万计的近卫军将自己的剑峰刺进国王的身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国王以这种方式捍卫王位与王权的努力一般都能成功。

  有的部族连这种决斗式的更新王权的仪式也不用,而是用对于国王的王位来说更加保险的方式体现国王的责任感。远古社会遇到危难之时,国王不是自己殒命,而是以王室成员或者自己的儿子献祭的制度非常普遍,瑞典国王奥恩就先后献祭了九个儿子,每个被献祭的儿子都承担了代父王受死的功能,从而使父王长期占据王位。

  闪米特人也有献祭儿子的传统,《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曾经打算将儿子以撒献祭给上帝。正在亚伯拉罕备好柴薪、筑好祭坛、举刀杀子时,上帝制止了他,让他用一只羊代替以撒作为祭品。这个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体现了人牺与畜牺交替使用时期人类的情感矛盾。随着文明的发展,国家的祭祀活动中,祭品渐渐由人牺完全过渡到畜牺。今天的祭祀活动中,连畜牺也不用了,人们只是烧几张纸、点三柱香了事。

  国王命运的改变,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当畜牺时代来临,即使是一个失职的国王,不但不要因为给国家带来灾难付出自己的生命,连儿子的生命也可以保全了。只要献上几条牛或者几头羊,国王就可以从巨大的灾难中蒙混过关。

  动辄处死国王的时代过去以后,王位所呈现给世人的就不再有恐惧,而全部是诱惑了。在这样的时代,国王的权力与国王的责任越来越明显地分离。无论是在国王的实践中,还是在臣民的观念中,国王不再承担给万民带来安康幸福的责任,而只履行役使万民、剥夺财富的权力。

  当权力与责任出现分离时,任何人都是毫不犹豫地抓住权力而放弃责任。而一个只要权力不要责任的国王,就是独裁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成为一个暴君。以暴君形象为代表的独裁专制时代就这样无可阻挡地来临了。人们把这个时代命名为文明时代,真是绝妙的讽刺。

  5选国王:世界上最尴尬的制度

  在西班牙境内,曾经存在过一个阿拉贡王国。

  阿拉贡王国有一种奇怪的风俗:新国王选出后,进行宣誓的是该国的臣民,而非国王本人。臣民们对国王的誓言如下:

  “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

  国王的宝座还未坐上,就要悲悲切切地受制于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尴尬的制度了。

  君权民授,君臣平等,君权有限是这段训词的内核。

  而且,事情还远没完。

  登基者战战兢兢地听完训词之后,必须要宣读一份保证书式的答辞。

  答辞的大致意思,无非是:“我若违背,甘愿下台。”

  弗雷泽把产生这一习俗的政治背景称为“有限君主制政体”。开篇故事里,阿拉贡王国臣民对国王的宣誓词及其政治理念多半也是在这样的政体下产生的。

  看来,自古以来,欧洲人心目中的国王与中国人心目中的皇帝就有巨大差异。中国皇帝是覆盖一切的,是无限的,是无条件统治万民的,是万寿无疆的。欧洲国王是有限的,是有条件执掌政权的,掌权时间和权利范围都是有限制的,而像中国皇帝那样无契约意识无条件统治万民而且万寿无疆的现象,其诞生的时间实际上很晚,最早也只能从秦始皇算起。其存在的范围可能也是很有限的,主要流行于亚洲地区。

  其实,中国古代是否也曾经存在过类似“难为国王”的有限君主制政体呢?这个问题大概弗雷泽和摩尔根都没有研究过。而中国典籍中的某些片言只语给我们透露过很有价值的信息。从墨子曾认为,在远古时代的中国大地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景象。墨子反复谈到选举君主问题。

  他说,为了建立天下秩序,就选择贤良而又有政治才能的人立之为天子;而天子的才能和力量一定有限,又必须选择贤良而又有政治才能的人担任三公,辅佐天子执掌军政大权;由于天下地域辽阔,仅是天子和三公不足以治理,于是又选择贤良而又有政治才能的人担任诸侯。墨子还强调:立国立都,选举天子和诸侯,不是让掌权者娇纵恣肆、胡作非为,而是要掌权者为老百姓兴利除害、谋安求福。

  《礼记·礼运》中孔子对他的社会理想作了一番充满激情的描绘(尽管很可能是假托孔子发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可是孔子所处的时代“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也就是国家权力世袭制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最多只能叫做小康社会。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一个“公”字一个“选”字很值得注意。

  以上墨子和孔子的这些话,虽然没有明显的契约观念,更没有君民平等的意识,但君王民选的主张一直十分坚决,君权民授的思想也如丝如缕,时隐时现。这究竟是墨子孔子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还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实?

  若不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公选制度,他们的这份眷恋恐怕不会这么深邃。

  实际上,就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并不是卢梭一厢情愿的玄想一样,孔子墨子关于选举的主张,也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业已过去的历史事实:在诸多部落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整体时,他们共同的认同是神灵。有时候可能有某个部落能够在他们的游戏规则中占有绝对优势,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宗教上的主祭,从而也就是占有王位(那时候主祭和君王是同一个人),有时候则可能需要由若干个势力强大的部落竞争王位。

  在竞争的过程中,选举的必要性就出现了。

  所谓选举,就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的思想资源和宗教资源来权衡优劣选择贤能。

  用不着我们费心猜测,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都留下了他们选举执政官的丰富史料。古希腊最初是采用公民举手表决的方式,这种方式至今还被世界上许多地区广泛使用着。后来他们改为抓阄,他们认为抓阄更能体现神意。罗马帝国的选举机制更加成熟,他们通常由上一任执政官通过观察天象(神意)提出下一任执政官的候选人,最后由公民通过投票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新一任执政官。罗马帝国晚于孔子墨子时代,似乎缺了些古意。但是可以相信,他们的选举制度是由更加古老时期的相似制度沿袭下来的。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明明白白地判断说,古希腊氏族成员具有“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古希腊的军事长官巴塞勒斯和古罗马的军事长官勒克斯一度大权在握,这个职位似乎隐伏着演变为君王的威胁,与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大相抵牾,于是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及时将这两个职位废除,从而杜绝了产生集权的可能性。要知道,此事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

  按照摩尔根的说法,人类历史上的民主制度就像氏族的历史一样漫长,它才是人类政治制度的主流。摩尔根盛赞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是纯粹民主制国家,或者叫军事民主制国家。因为梭伦等人对城邦国家的改造虽然打破了氏族制度的民主结构,但却完整地体现了这个民族自古以来所奉行的民主观念。摩尔根甚至说,现代社会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国家模式,就是从雅典城邦国家制度发展而来,现代定期改选总统的政治措施,都是氏族制度的天然产物。

  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罗维在《初民社会》中这样介绍南太平地区萨摩亚人的酋长诞生方式:“酋长的地位不是机械地传给长子的,酋长也没有指定继承者的权力。酋长只有推荐之权,而被推荐的人须得当地有势力的人的批准,他们对于酋长的意见可以全部采纳的。”

  以上实际上是一种由当地权贵履行选举权的选举制度。

  即使是氏族的选举,也是比较晚近的事物,在真正单纯的原始状态中,根本不需要选举。20世纪初期,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在对亚洲南部的安达曼岛原住民进行考察后指出,每一个小群体之中,都会有一个人因为杰出的品质和劳动技能等因素而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他自然成为一方领袖,得到大家的拥戴和追随。

  但是这个首领没有权力惩罚他人或者强迫他人服从。

  群体之中有人违背大家的习俗,大家也只能鄙视他,而无法逼迫他遵守规范。首领对此也无可奈何,无法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即使对于杀人凶手,首领也和众人一样,无权对他施加任何惩罚,而只能任由被害者宗亲予以复仇。

  首领去世之后,几乎不需要真正的选举行为,因为原首领身边必定有一两位众望所归的副手,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即使是英国殖民者来到这里之后在原住民中所选拔任命的官员,也没有任何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力。这时候,首领与众人之间几乎不需要任何契约,也不需要选举,因为他们浑然一体,尚未诞生甲方乙方。

  由此可见,远古时代的首领是在部落群体中按照习俗和相处的状况自然而然产生的,这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权力的时代。直到社会状况比较复杂之后,权力才逐渐产生,甲方乙方随之出现,选举也随着产生。

  当选举观念产生的时候,社会关系已经颇有点岌岌可危。这时候,契约成为必要,培育契约观念的土壤也随之形成。当众人杀死老迈的国王的时候,当众人给国王制定9年或者12年任期的时候,都有严格的契约观念在背后起着主导作用,否则这些现象就无从产生。

  直到18世纪仍然在德国流行着选侯制度,普鲁士国王必须从具有被选举权的诸侯中选举产生。可见契约观念和选举制度在欧洲形成了巨大的政治传统,直到近代不但没有被破坏,反倒在新的政治条件中得到了强化和提升。

  古代中国大地上应该也曾经流行过这种选举制度。尧舜他们作为众多部落的公共领袖,很可能就是由众多部落的首领在一起开会选举出来的。当然,选举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举手表决、占卜、打卦、抓阄、观察天象、比武竞技,以及按照年龄排序、按照方位排序、按照氏族或者部落大小排序等等,都可以作为选举手段。

  总之,原始社会领袖的诞生是仰仗于和平选举的手段而不是仰仗于暴力的手段。

  所有的选举行为,它本身就内在地隐含着契约和契约观念。选举时的愿望和标准,就是附加给当选者的条件和限制。也就是说,君主制政体虽然是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政体,但只要选举现象也曾经普遍存在过,我们就可以相信,最为流行的应该是有限君主制政体,而绝对君主制政体那时候很可能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甚至可能是大家不可想象的。

  6没有圈子,就没有国家

  氏族社会没有底层。

  那时候人们也有地位的差异,但是不存在阶级分野。有的人因为狩猎能力超群而广受尊敬,有的人因为耕作技术出众而收获丰富,并可能因此而被推举为酋长。有的人因为作战勇敢,声望远胜他人。有的会社组织甚至给该组织的全体成员分出不同的等级,从低等级晋升到高等级就像今天的军人晋升军衔那样煞有介事。但是这些情形都不足以形成固定的阶级,因为所有那些声誉和地位在理论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只要你狩猎能力或者耕作技术超群出众,你就必定广受尊敬,只要你作战勇敢,就肯定享有较高“军衔”。这些资源不被任何人垄断,而是向所有人敞开。

  尤其关键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声誉和地位都不能折算成财富。原始社会的人们奉行“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生活态度,谁的财富超出自家吃用所需,大家会毫不客气地将你的超出部分迅速消耗掉,让你变得跟大家一样两袖清风。一个人如果因为财富丰厚而当了酋长,他就必须用他的财富来资助社区的庆典活动和宗教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设宴招待大家。如果他舍不得将自己的财产散给大家享用,他不但酋长的位子保不住,甚至连生命也保不住。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常常处死不散财的酋长。原始社会的这种结构形态和游戏规则,决定了他们无法滋生阶级和阶级压迫。

  当不同氏族、不同部落经过漫长的残杀、对抗、征服、磨合,最后组织成国家的时候,不同的群体演变成不同的阶级。国家横空出世,它所奉行的结构形态就是分层结构,不同等级的人群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

  底层就是在这时出现的,但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然而然出现的,而是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权贵集团有意制造出来的。

  国家是权贵们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玩物、一个私物,为了玩好这个私物,权贵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底层承担四项伟大的功能:第一,为权贵们提供无穷无尽的税赋,供他们纵欲无度地享乐;第二,用自己的饥寒交迫、凄厉哀嚎衬托权贵们的成就感和优越感,以及偶尔接受点救济品,让权贵们有解民于倒悬的崇高感;第三,遇到涉外武装活动时除了疯狂抢劫敌对部落财富外,还得适时地按照权贵们的命令担任炮灰(或者箭靶);第四,在长期没有涉外武装活动时,英勇充当牺牲品以满足权贵们杀人的心理需求。

  由此可见,底层人对于保证权贵们的生活质量和精神享受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底层,那些壁立千仞的伟大事业和伟大人物就没有基座。

  部落组织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向敌对部落实施抢劫计划。国家的形成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其进步意义主要在于,权贵们不用冒箭矢刀斧之险,仅仅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稍做手脚,就能以国家的名义对本国的底层人实施连续性的、制度化的、不知不觉的最大规模抢劫,这种伟大的智慧所创造的伟大的成功足够权贵阶级世世代代骄傲不已。

  而且,这一点也不耽误对其他部落和其他国家的抢劫,一旦需要对外动武,只要吆喝那些贱民开向敌阵,根本用不着亲自动手,天下金银财宝就尽入穀中。国家虽然是“文明”的产物,可是它在抢劫和屠杀他者上一点也不逊色于“野蛮”的部落。

  关于制造并永远保持一个人数庞大之底层阶级的必要性,中国周代的政策阐述得最为清楚,这种政策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保证。

  周代规定,按照农夫地位的高低不同,分给肥瘠不同的农田。上等农夫的肥田所产粮食足够养活一家九口,次等农夫所得次田足够养活八口之家,再次之养活七人,再再次之养活六人,下等农夫所得瘠田可养活五人。庶民若是应征去当官差,其待遇比照以上五等农夫的收入水平,分等级核定。(见《礼记·王制》,原文为:“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伟大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底层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世世代代永远只能是底层人。

  国家权力给底层人规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别狭小,设置的禁区却特别多。无论你多么优秀,无论你具有多么杰出的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你都无法获得政治地位,因为国家只允许你劳动和纳税,不允许你别有所图。一个底层人要想改变命运,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制度的力量和秩序。在这样的制度和秩序面前,所有的勤奋努力、所有的道德磨砺、所有的人格修炼、所有的精神涵养,都不能发生作用和影响。

  相反,为了保证国家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的底层,权贵们必须不断使出各种政治经济手段,逼迫一些“中产阶级”破产,让他们源源不断地沦为“底层”。梭伦改革将公民分为四个阶级,就因为奴隶阶级这个底层还不够庞大,与国家的需要和文化的灿烂还不般配,于是将公民中最大的群体打入底层。这一招大大减少了分享奴隶劳动成果的公民人数,同时可以将第四阶级逼向殖民地,为国家抢劫更多财富。

  果然,梭伦改革成为古希腊划时代的事件,雅典军人迅速向小亚细亚扩张,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由抢劫和贸易所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雅典的国库和权贵的腰包,雅典一时间成为希腊世界的老大。

  为了防止少数桀骜不驯的底层人对国家内部的制度性抢劫心怀不满,国家不得不用底层人缴纳的血汗钱建造庞大的监狱。只要他们的不满稍有流露,就将他们囚禁起来。如果他们企图对上流社会进行报复性抢劫,就将他们处死。为了威慑底层人老老实实纳税,必须建造一支警察部队随时恐吓他们、镇压他们。为了囚禁、镇压、处死他们时具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就需要建立一套名叫法律的游戏规则。于是国家用法律的方式规定,底层人不纳税就是犯上,斩无赦,纳税而想拿回来是抢劫,斩无赦。

  标志着国家之诞生的监狱、警察、军队、刑法等等事物,都是因为有了底层才有了出现的理由和存在的必要。人类社会由氏族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所需要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规定谁是底层。一旦用强力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底层,国家就横空出世了。

  光用军队威慑底层还不够,还得豢养一大批士大夫从文化上精神上将底层人的精神摧毁。士大夫们按照权贵们的吩咐天天画符念咒,永不停息地诅咒底层人“野蛮”、“原始”、“土著”、“愚昧无知”、“冷漠麻木”、“灵魂黑暗”、“科盲”、“法盲”等等。

  到了现代社会,他们把这样的符咒念到了杂志上、报纸上、电视上、所有的专著上。念够了一定数量就有俸禄,念超了一定数量就有赏钱。

  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大中小学、所有的精英会议、所有的底层训话,全给这样的符咒塞满了,容不下一点底层人自己的内容。

  所有的权贵和精英通过对底层人的诅咒、批判、压榨、提防而团结为一个整体,伟大而又高贵的上流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光是诅咒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教化”和“启蒙”。于是一部分士大夫们以巨大的激情研究教化门径和启蒙方法,焚膏继晷,不辞辛苦与煎熬,直到把自己熬成圣贤。底层人诚惶诚恐地跟着圣贤的符咒牙牙学语,刚学会甲乙丙丁,圣贤跟权贵一咬耳朵,马上来一场符咒革命,又改念子丑寅卯了。底层人一下子懵了,拍着额头只恨自己太弱智。

  他们不知道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如果没有国家,权贵们的伟大智慧和崇高品德到哪里去展现呢?绚丽多彩的艺术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从哪里诞生呢?时不时地出现于各个时代各个种族的划时代圣贤哪有可能产生呢?

  所以,所有具有话语权的人都说国家是伟大的事物,而底层人永远像泥土一样沉默无言,历史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当着底层人,世世代代。

  [1]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34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2] 同上书,第246页。

  [3]库朗热:《古代城邦》,第155页,华东师范出版社2006年版。

  [4]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64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圈子的诞生

《圈子决定格局》江苏人民出版社作者:摩罗

  第四章圈子的诞生

  部落酋长也好,集权专制的国王也好,真正起作用的是神秘的圈子。

  1世界背后的神秘圈定

  人类已有三百万年的历史,人类社会也就经历了三百万年的发展演变。从远古时代以游群方式在丛林中奔波觅食,到有意识地组织起来进行围猎、采集,再到以血缘和性别为依据划分族群,进而发展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社会,人类社会每种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组织模式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圈子划分依据和方式的演变。

  每一次社会圈子的演变,都必然伴随着文化观念和形态的演变。不同的圈子形态需要不同的文化形态与之相适应,不同的圈子需要建构不同的文化为之服务。

  划分圈子的常见依据:我族与他族

  考察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家族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古代人类的社会形态。狮子家族通常是一头雄狮与若干头雌狮组成的,外加由这头雄狮交配生下的幼狮。这个群体有特定的领地,不容鬣狗和其他狮子入侵。对领地的占有也就是对领地上猎物的占有,所以领地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雄狮的领地意识和领地文化就是为这个根本利益服务的。如果另一个狮群企图占有这片领地,将会爆发族群大战,如果有某只孤独成年雄狮入侵这片领地,作为狮王的雄狮更会格杀勿论。

  人类就是从类似于狮群的这种状态中演化而来的。所存疑的仅在于,人类也许不像狮子那样经历过以单一男性占有众多女性为基础组成群落的历史阶段。猿人的族群组织可能更接近今天的猴群——众多男性与众多女性共同组成生活群体,只是那个成为侯王的男性比其他男性拥有更多的女性资源和政治资源,他的地位比所有其他男性和女性都高。但是,他们之间强烈的群体认同,他们对领地的占有感,他们与其他猴群在领地、食物资源、性资源等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则与狮子群落同质。

  欧洲人在最近五百年的殖民历程中,对地球上许多地区的原始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人类学成果,为我们理解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的组织模式和游戏规则,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在人类学繁荣之前,像霍布斯(1588-1679)这样的西方学者认为,远古时代的人类社会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关系。这种观点显然是以现代社会的组织模式为观察对象而产生的,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倒是带有存在主义哲学意味。事实上古代根本不存在“每个人”,而只有“每个群体”。

  人类学繁荣之后,像摩尔根(1818—1881)这样的西方学者终于在这方面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摩尔根说,一个氏族与所有其他氏族,在理论上永远处于战争状态,他们随时可以对其他氏族进行掠夺与屠杀——只要你觉得有取胜把握。摩尔根不但利用了人类学研究成果,他自己就是杰出的人类学家。他的结论直接来自对印第安部落的长期考察与研究。

  在原始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氏族里,所有的人都不是个人,而是氏族成员。所以,氏族是每一个人的利益圈子,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只有在氏族中得到实现。即使你单独猎获的猎物,也得跟所有氏族成员分享。当你没有猎获猎物时,你也可以分享氏族中其他人的猎物。

  同样的道理,你一个人不可能到附近的氏族去抢劫,你只有跟同氏族的人结成一体,才有抢劫的胆略和力量,这时战利品也是全氏族共同的。即使你没有参加某次抢劫,你的氏族同胞抢劫来的财物或者猎物,你也同样可以分享。因为,氏族是氏族成员基本利益共同体。

  站在本氏族的茅屋边打量世界,你对世界上所有其他氏族的财产都充满了占有欲。你恨不得将所有其他氏族的财产都集中到你的氏族里来,无论是通过抢劫还是偷盗,需要杀人就杀人,需要放火就放火,没有任何不道德可言。只有一种情况是不道德的,就是你抢来的食物或财富不跟本氏族的人分享,但是这种不道德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你抢来的食物或财富不跟本氏族的人分享”这种情况本身不可能出现。在最初的氏族社会,根本不存在“你”“我”“他”这样的概念。氏族之内的生活实践中,无论是性伴侣还是财产,都是公共的,没有分别心,人们的观念之内也就同样没有分别心。

  我的氏族是体现我的利益的核心圈子,所有其他氏族所构成的大圈子,都像狩猎时代的猎物、农业时代的庄稼、工业时代的矿藏一样,是构成我们氏族利益的资源和材料,我们只要具有相应能力,就可以去开发、占有这些资源,而不存在道德上、文化上、精神上的障碍。

  所以,关于利益关系,可以将摩尔根的话略作调整:一个氏族小圈子,与所有其他氏族构成的大圈子,在理论上永远处于对立状态,每个小圈子随时准备着将大圈子的财富转化为小圈子的财富,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考量彼此力量的消长,并寻找着下手的时机。

  划分圈子的常见依据:城市与乡村

  城乡二元结构,是人类自古以来划分利益的基本模式,古代城里住的是统治者,乡村住的是被统治者,住在城里的人全都依靠乡村的人养活。

  所以,城里人关心的是,如何制定更好的政策,让乡村人自觉地、毫无怨言地将财富送到城里来。乡村人关心的是,如何让城里人开恩,在纳粮缴税方面不要逼得太紧。所以,古代的城乡关系,不只是二元结构问题,而是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就是阶级对立的关系。

  远古时代没有城乡区分,所有的人都以氏族为单位,聚居在河边的茅屋里。那时候只有乡而没有城。

  为什么需要建城呢?

  城起源于城堡,它的第一功能是防御性的。强势氏族在掠夺、征战中,将他人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了保护这些财产的安全,不让被掠夺者重新抢回去,他们就建起了城堡。

  满族(女真)是亚洲东北部通古斯种族的一个分支,活动在鸭绿江到黑龙江再到外兴安岭的广袤土地上。他们的部落在渔猎生活中缓慢演进。为了应对朝鲜、中原政权的征讨,和蒙古人的侵扰,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可是,要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等不同的部落群体组织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女真内部的矛盾、纷争、劫掠、屠杀,不少于他们与明王朝、朝鲜李氏王朝和蒙古族群之间的纷争与屠杀。在漫长的对抗、屠杀、融合中,努尔哈赤部落势力强大起来,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众多女真部落之中具有征服力、号召力和统治力的部落。

  满族本来是游猎民族,流动性很大,居所多系暂时性。别说城市,连稳定的乡村他们也没有。建州女真的宁古塔部落,也就是努尔哈赤部落,他们强大起来之后,不断征讨、劫掠其他部落,逼迫其他部落向自己进贡,众多部落之间建构的关系,不再是平等的联合关系了,而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他们以部落组织为依托,建立了汗、贝勒、昂邦不同等级的统治秩序。所有其他部落的汗、贝勒、昂邦,都只能从属于努尔哈赤部落。到此为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关系确定了,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模式定型了,这时候,城市的诞生成为必然,城乡对立的格局也由此形成。

  划分圈子的常见依据:元老院与平民、平民与非平民

  两千多年前,在今天希腊境内那一带,出现了很多城邦国家。那些城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以雅典为例,因为雅典是他们声望最高、力量最强的城邦。

  雅典的诞生值得称道。当时生活在雅典周边—阿提卡地区的,大约有一百个氏族。经过漫长的相互掠夺、相互征服、相互屠杀之后,他们谁也统治不了谁,没有一支力量,可以像满族的努尔哈赤部落一样脱颖而出,而是势均力敌的发展。

  但是,势均力敌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相互制衡衍生出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相反,这一百来个氏族因为人口的增多,资源的有限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氏族内部资源和人口的矛盾却越来越大。因此,他们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再继续沿用之前各占一块地盘的生存模式,显然是不可以了。

  这个时候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说咱们也不用再打了,再打大家都亡,咱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共同过日子。于是,这大约一百个氏族联合起来,按照自己的“国情”组成一个城邦共同体,所有氏族的酋长组成元老会统治这个城邦。

  元老们通过开会,来决策城邦的政治大事。他们是国家的统治者,相当于中国周代住在城里的王公贵族,也就是“君子”。每个氏族的普通人变成了平民,他们享有公民权,经常被召集起来就城邦的大事进行商议和投票表决。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于中国周代住在郊区的“国人”。平民之下还有一些外邦人,比如说到这里来做生意,诸如修鞋、补伞之类的,这种外邦人也寄居在这里。

  雅典城邦与其他地区打仗时抓来的俘虏,杀了浪费,留下来劳动,于是就有了奴隶。公民们强盛之后,他们又到周边的部落去购买他们的战俘,那些部落跟别人打仗抓来的战俘,就卖给雅典。这些元老和平民花点儿钱买了奴隶,奴隶就成天给城里人干活,城里人就可以整天高谈阔论,谈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等。

  雅典于是就变成了由这么几个群体组成的政治实体,一个群体是元老院的元老,就是原来的酋长。另一个群体就是平民,是原来各个氏族的成员。还有一个群体是外邦人,他们不是公民,他们的权利不受保护。最低等的群体是奴隶,他们是奴隶主的工具,没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所以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他们不是一个群体,但是在人口构成上他们却是一个主要群体,占人口比例最大。

  这四个群体,可以分作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贵族,元老院的人叫做贵族;第二等是平民。贵族和平民,共同购成一个公民群体。“公民”这个词就来自古希腊,来自雅典,这是从他们城邦政治实体中产生的概念。城邦的文化和法律,都是为公民建构的,也是用来保护公民权益的。

  但是,公民之外,还有两个群体,分别是第三等的外邦人和第四等是奴隶。这两个等级构成底层社会,他们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周代住在乡下的“野人”“氓”。他们没有公民权利,没有基本人权,他们是不被保护的。

  雅典城邦最高利益者是元老院,无论是雅典的制度、历法还是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元老院的利益,元老院的元老们便构成了享有绝对优势的贵族圈。与之相对的便是平民圈。贵族和平民又构成公民圈,与公民圈相对的就是处于第三等的外邦人和第四等的奴隶,非公民圈是一个备受公民圈压迫的底层圈。

  除了上文提到的圈子划分依据,还有其他圈子划分依据,比如皇姓与百姓、我党与他党、我行与他行、富与贫以及盟军与散民等。根据不同的圈子条件,不同的群体汇聚成圈,分享圈内的利益,抗衡圈外的群体。不同的人,因为他不同的身份,可能处在不同的圈子。所以,和你处在某一圈子的圈友,可能在不同的圈子条件下,跟你处在对立的圈子。

  2小圈子,大圈子

  大圈子与小圈子立场相对,各自占有自己圈内的利益,看似水火不容,但事实上大圈子与小圈子的关系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谁是大圈子谁是小圈子也不是永远固定的,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雅典城邦的一等圈子和二等圈子

  我们把古代雅典城邦国家看做一个积极谋求自身利益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小圈子就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作为一个由元老院领导的雅典城邦国家,其核心小圈子是元老院。这个国家的利益围绕着元老院转。但是,为了建构对庞大的奴隶人群和外邦人的有效统治,元老院经常将核心圈子扩大到所有奴隶主和公民,凡是拥有公民身份的人都可以归属于小圈子,奴隶和外邦人则构成小圈子外的大圈子。小圈子的政治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将大圈子的利益转化为小圈子的,以求自己的利益不断增加。

  面对其他城邦共和国的压力,雅典城邦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有其超越阶级的整体利益。所以,在整个希腊地区,雅典城内的元老院小圈子、公民小圈子与奴隶和外邦人大圈子的鸿沟暂时消失,他们合成了一个小圈子,所有其他城邦共和国成为相对应的大圈子。雅典的目标就是将所有其他政治实体的利益,首先转化为雅典小圈子的利益。至于大圈子的利益转化为小圈子的利益之后如何分配,这是雅典内部不同圈子之间的利益纷争问题,这时候雅典内部不同圈子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

  马其顿王国的大圈子与小圈子

  马其顿王国从偏安一隅到称霸欧洲,也是一种小圈子变大圈子的体现。

  亚历山大作为马其顿的统治者,当然是隶属于马其顿国内的小圈子,他把马其顿的奴隶和外邦人组成的圈子作为猎场,以满足小圈子的利益需求。

  但是,面对广袤的希腊半岛,偏居一隅的马其顿王国便成为一个小圈子,希腊半岛所有城邦国家成为马其顿征服、掠夺的大圈子。由于有了这个大圈子,马其顿内部的底层群体,虽然相对于马其顿贵族来说,他们是处于劣势的大圈子,但是相对于希腊地区其他城邦国家的居民来说,他们则是处于优势的小圈子。

  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全境之后,要依托整个希腊地区,作为他进行更大范围掠夺的基础。亚历山大大帝勇往直前,一直打到印度北部,接着又把埃及踩在铁蹄之下。从叙利亚到巴勒斯坦,从巴勒斯坦往南到埃及和利比亚,往东到波斯,从波斯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到印度,从印度到埃及,这个猎场太大了。小半个地球都沦为亚历山大大帝尽情掠夺的大圈子,这时候希腊地区的地位就相应地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相对于马其顿小圈子而言,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所有希腊地区,都是被奴役、被劫掠的大圈子,相对于波斯、巴比伦、印度、埃及等等备受屠戮和蹂躏的大圈子而言,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所有希腊地区都是分享战争红利的小圈子,当然他们只是第二级的小圈子。

  满族权贵的小圈子和大圈子

  自秦汉以来,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大一统的国家,硕大无比的中国只由一个家族统治,这个家族被称为皇族。皇族是东亚大地上的核心小圈子,全国老百姓成为他们掠夺的大圈子。以一姓对百姓、以一族对百族的关系,就是这个小圈子对大圈子的关系。文武百官作为帮助皇族实施掠夺与统治的群体,成为介乎小圈子与大圈子之间的过渡圈子。中国的圈子关系两千余年都很单纯,很明确,层次不复杂。

  满族入关,成了汉藏蒙苗诸族的统治者,中国的圈子就复杂起来。清末,西方列强殖民的魔爪伸进中国,与满族统治者关系暧昧,一度成为满汉藏蒙苗的共同统治者,中国的圈子更繁复混杂了。

  满族入关以前,有自己的圈子体系。建州宁古塔部落(努尔哈赤部落)占有优势,他们是整个满族的核心小圈子,他们的酋长就是建州女真的汗,也是整个满族的汗。建州女真的其他部落,包括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的所有部落,都必须向宁古塔部落进贡、臣服,他们是宁古塔部落索取财富的大圈子。

  满族入关,摧毁明王朝,这是整个满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当他们建立满清王朝、统治华夏百族时,原先作为努尔哈赤部落掠夺对象的满族诸部落,马上由被掠夺的大圈子,变身为专事掠夺华夏百族的小圈子。他们按照特定的建制,驻扎在中国各个险要之地,紧紧掐着中国的脖子,不许华夏百族乱说乱动,只许华夏百族老老实实为他们生产粮食、布帛、玉器、银器等等。他们就是利益圈子的第二层。

  仅靠满族人骑马持弓管束华夏百族,还不足以让一个社会运转起来。一个社会如果无法正常运转,统治者的利益就无法实现。满族必须任命一大批汉人担任朝廷命官,帮助他们起草文告、颁布政策、传达命令、彰显皇恩、收取赋税、运输皇粮、镇压乱党、囚禁犯人、周旋蛮夷、办理外交等等,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吏群体为朝廷服务。于是,出任宰相、尚书、总督、巡抚、道台的文武百官,成为满族朝廷利益结构中的第三层圈子,普通的绅士、学士是第四层圈子,所谓老百姓,只能沦为第五圈子。

  这种圈子格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维持了若干年之后,变机来了。深目高鼻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财富产生了兴趣。他们的介入,让中国的圈子格局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

  满族皇室希望自己依然是这个地盘上的第一个圈子,还想维持其他满人占领第二层圈子的地位。他们愿意把西方人置于汉人文武百官之上,成为中国大地上第三层利益圈,至于汉藏蒙苗百族的权贵,只好让他们委屈委屈,降格为第四圈,其他群体的圈子等级,当然只能依次下降。

  可是西方人不干。西方人作为高高在上的殖民者,他给自己赋予了无上权力,理所当然要做核心的圈子,也就是利益格局中的第一个圈子,满族皇室只能降为第二层圈子,其他以此类推。

  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满族皇室与西方殖民者争做华夏大地利益格局中第一层圈子的历史。无论他们谁胜谁负,中国都摆不脱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因为满族不过是来得早一步的殖民者,西方鬼子是来得晚一步的殖民者。

  当然,二者在掠夺财富和消费财富上也有区别。满族皇室仅需养活一个满族,掠夺较少,西方殖民者需要养肥整个西方,所需掠夺者极多。满族皇室劫掠的财富都在中国大地上消耗,消耗的过程还会给被劫掠者带来就业糊口机会,这等于部分反馈。西方殖民者劫掠的财富都是流向欧洲、美国、日本,总之是中国之外,不会有丝毫反馈。而且,他们利用这些财富制造出更加先进的枪炮,只会加剧日后更加恶劣的抢劫。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满足皇室与西方殖民者争做华夏利益格局中核心圈子的历史。在这场漫长的争斗过程中,汉族权贵和普通老百姓,都是站在满族皇室一边的。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殖民者介入之后,汉族所有群体在华夏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普遍降了一级。原先处于第三圈的,今天沦为第四圈了,原先第四圈的,则沦为第五圈了。面对灾害,维持已有的,乃是本能的选择。

  实际上还不止如此,因为西方劫匪来路很多,分作不同的团伙,各个团伙按照实力的强弱,也还要分出第一圈和第二圈,中国老百姓究竟会沦落到哪一圈,不得而知。在更加悲惨的命运来临的时候,汉族官民选择维持满族统治的现状,是不难理解的。后来满族和那帮殖民者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汉人才竖起了革命的旗帜。

  3流动的英国圈子

  英国资本家通过圈地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英国利益圈子重新划拨,群体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

  英国的资本家搞圈地运动,英国的农民被掠夺得走投无路。资本家不但掠夺农民的土地,还规定农民不能到外面去寻找生路,“你们都跑了谁帮我干活,谁给我创造剩余价值去?你必须在我刚刚从你手里掠夺过来的土地上,给我干活,在我的工厂里给我干活。”这是当时英国政府的规定。

  英国的国家权力,主要维护他们的皇室、封建领主、资本家、金融家组成的一个小圈子的利益,怎样才能增加这些权贵小圈子的利益呢?两条途径,一条是劫掠底层人已经有的财富,比如农民的土地;另一条是建构一种权力框架,让底层人在这个权力框架下拼命劳动,为权贵创造新的财富。

  所以,英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就是英国权贵的掠夺对象,是任由权贵小圈子尽情剥削压迫的大圈子。

  随着英国国力的增强,他们掠夺的圈子越来越大。英国王室率先支持英国海盗发展武装,让他们抢劫西班牙运载金银财宝的船队。后来干脆将西班牙无敌舰队打垮,一夜之间成为海上霸王。这时候英国的劫掠能力天下无双。

  英国终于可以自由地劫掠美洲、澳洲,劫掠印度,劫掠中国。当介入非洲奴隶贸易后,他们又迅速地将地球上奴隶贸易规模和奴隶制度的规模提高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英国所有阶级合起来成为劫掠主体,是小圈子,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大圈子,是英国王公贵族、贩夫走卒和刑事犯共同的劫掠对象。比如,他们的穷人和囚犯可以由政府组织到美洲和澳洲去殖民,国家授权他们屠杀当地居民,殖民者可以无偿得到数以百计的土地。英国暴徒登陆北美纽芬兰岛时,原住民遭遇初步的屠杀之后,躲进深山老林。英国政府颁布法令,号召英国人围猎原住民,按照屠杀原住民的人数,赏给他们良田百亩。

  在今天美国占领的土地上,英国政府号召殖民者抓住原住民印第安人之后,剥下他们的头皮,凭头皮领赏。带头反抗英国政府、领导殖民者成立了独立政府的华盛顿将军,就曾经写过文章,介绍剥印第安人头皮的技术要领。

  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之后,掠夺能力扩展以后,他的国民就跟着分赃。英国国民可以得到殖民的千里沃野,就是国民分赃的体现。

  比如英格兰地区纽约郡的一个农奴,在英国国王和封建领主面前,他属于任由权贵支配和剥削的大圈子,国王和领主则属于专事掠夺的小圈子。

  可是,当王公贵族领导国民到海外进行大规模劫掠活动时,面对的猎场太大了。这么辽阔的大圈子,只有适当拓展小圈子的范围、充实小圈子的实力,才能对付下来。于是,原先备受英国王公贵族掠夺的小人物,终于有机会成为推进殖民运动的鹰犬,他们在掠夺天下的殖民框架中,成为小圈子的一员,拥有了参与分赃的权利。

  二战以后奠定的世界格局,让西方世界占尽了便宜,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资源、市场、技术、产业配置、劳动力等方面,几乎全都受到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控制。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在福利制度中成为分赃者。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控制能力和掠夺份额似乎有所减少,他们的高福利制度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这时,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国民正在进行风起云涌般的罢工和抗议活动,他们在专事掠夺的小圈子里习惯了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现在要减少他们的分赃份额,他们一时无法接受。

  英国近代的圈子变化,从驱逐农民离开土地的“圈地运动”开始,资本家核心利益圈子迅速形成,之后掠夺的圈子在船坚利炮进攻下,不断扩大,漂洋过海将亚非拉囊括在内,如今,英国的核心利益小圈子早已和世界强国的核心利益圈子结成联盟,他们掩藏了枪炮,却以绝对的经济军事优势,对世界进行资源和市场的瓜分。

  圈子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形成的,又因利益的调整而不断扩大或缩小。如果说世界格局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圈子纠葛而成的话,那么圈子动态的大小则影响着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

最低成本的赚钱圈

《圈子决定格局》江苏人民出版社作者:摩罗

  第五章最低成本的赚钱圈

  圈子背后是血腥掠夺,但我们有时候不能察觉这个掠夺圈的存在,甚至大部分时候,我们看不到它是在掠夺,而将核心圈子的收敛利益视为理所应当,这是因为圈子血腥本质的周围包裹着圣洁的文化外衣。

  1文化的诞生不美丽

  文化是用来维护利益、划分赚钱圈子的,而不是用来追求大道的。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化是用来谋求并维护利益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是用来追求大道的。

  您可能会马上反驳,难道犹太人敬拜上帝、耶稣传福音、佛陀讲西方净土,都是为了谋求利益吗?是的,这些都是文化划定利益圈子的典范。您之所以不这么认为,是因为您被文化那圣洁的装点给迷惑了,这些装点只是掩盖文化谋求利益的绚丽外表。就像砖头瓦块堆砌的房子可以为人们提供遮风避雨的舒适一样,文化也为圈子里的人提供了安享利益的屏障。文化具有穿透力的智慧话语就如同房子上的图案雕饰,人们建造房屋不会为了上面的花鸟图案而建,文化不是为了智慧话语而生,而是为了维护圈子利益而存。

  文化到底是什么呢?据说文化有几百个甚至一千多个定义,影响比较广泛的有三个。

  文化可以用来指陈人类创造的财富,包括工具、机器、房子、社会组织模式、政治制度和结构,以及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所有了解、想象、猜测和总结等等,文化几乎无所不包。这是对文化的第一种解读。

  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对于精神世界、物质世界和社会生活建构了许许多多知识,这些知识有的基于经验、有的基于逻辑推理、有的基于想象、有的基于假设,另有一些则是对于人文关系模式、游戏规则、行为标准、宗教禁忌的规定。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定义比较狭窄:文化就是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评价世界、给世界分类、给世界划分各种边界的理由和依据,以及由这些理由和依据组成的意识形态体系。本书所讨论的文化,大多数情况下是第三种含义的文化,第一和第二种文化,本书只在少数语境中涉及。

  人们在寻找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评价世界、给世界分类、给世界划分各种边界的理由和依据时,始终是把维护自己个人的、自己氏族的、自己民族的、自己国家的利益作为目的,笔者真正要强调的,是在第三种定义的基础上,推出对于文化的第四种解释:文化是某个主体(可以是个人、氏族、国家、民族、行业等)为了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压制并掠夺别人的利益而建构的一整套说辞的总和。换句话说,文化是某个主体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心,为世界上不同群体规定利益关系(征服与服从)、划定利益圈子、分配利益份额的一套标准、规则、制度及其相关解说。通俗地说,文化的诞生就是为了划定赚钱圈子。

  为了便于读者看清文化诞生时就带着的铜臭铁迹,我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一个六龄童跟一个七龄童用小汽车玩顶牛比赛,他们各自给小汽车上满发条,让两辆车在大理石地面上顶牛。七龄童的小车将六龄童的小车顶得往后退,七龄童宣布他赢了,他得一个奖品。他拿走了一颗巧克力。

  第二次比赛时,七龄童的小车被顶得往后退,照第一次的游戏规则,七龄童输了,奖品应该归六龄童所有。但是七龄童说,不能光看前进后退,要看谁的车轮最后停止转动,你看我的车轮还在转动,所以是我赢了。当他去拿巧克力时,六龄童拦住他的手说,那刚才我的车虽然往后退了,可是轮子也在转动呢,刚才是我赢了,怎么也是你吃巧克力?七龄童说,刚才你又没说,谁还记得呀?不能翻老账。

  六龄童恼怒地盯着七龄童,捏着拳头想开仗,经过权衡,知道自己打不过七龄童,于是忍了,只是不再跟七龄童玩这个游戏了。

  第二天,六龄童和七龄童又见面了,又玩起小车顶牛。六龄童的小车往后退,但是轮子还在转动。他马上宣布,你的轮子不转了,你看我的轮子一直转着,我赢了。七龄童说,你轮子转有什么用啊?我的车把你的车打退了,哪有败退还算胜利的?六龄童说,那昨天你的车怎么后退了也吃巧克力呀?七龄童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六龄童虽然力气小,宁愿拼命也不愿受辱,于是一口咬住七龄童的手指。七龄童痛得嗷嗷叫,挥起另一只手打六龄童的头,还抬起脚将六龄童的小车踹烂。六龄童不咬手指了,也将七龄童的小车一脚跺碎。

  两个人各自哭着回家,倾诉各自的屈辱,双方家长冲出来大骂,都说你家孩子还讲不讲理,凭什么打人,凭什么踹车。

  两个孩子连夜进行战后重建——上街买车。三两天之后,他们又在大理石地面上玩起了小车顶牛游戏,情景跟上次一摸一样。

  两个人为了拿到巧克力(利益)而建立游戏规则、确定标准的说辞,就是文化。他们对抗、博弈、声讨、厮打、毁灭、重建的过程,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社会就是无数个六龄童和七龄童。这里面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唯一的动力和目的就是利益。

  如此而已!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七龄童的屈辱感,一点也不比六龄童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掠夺者的屈辱感,从来就不比被掠夺者小一些,你看历史上那些英国军人、法国军人、美国军人、俄国军人、日本军人杀上中国土地之后的那种义愤、那种疯狂、那种歇斯底里,以及谈判桌上进行土地与金钱掠夺时的理直气壮,你再看今天的美国学者,在谈到白人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矛盾和争斗时,那么一副无辜而又义愤的语气,着实荒唐。[1]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东西。

  人类种出的粮食、盖起的房子、制作的弓箭和布匹,都是美的,文化却是丑陋的。

  任何民族,任何社会所创造的文化,都是为了维护某一个特定圈子的利益,我们把它定为小圈子,而这个小圈子之外的所有其他人,都是什么呢?都是它对应的大圈子。如果要说的极端一点,所有的民族创造的文化,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小圈子的利益,而且千方百计地把大圈子的利益,转化为自己小圈子的利益,这是文化的奥秘,文化的奥秘就是这样,把大圈子的利益转化为自己小圈子的利益,转化的越多越好。

  古代社会的氏族,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都希望把所有其他氏族的利益转化为自己的利益。如何转化?要么你抢过来,要么建立一个政治制度把它框进来,并按照制度的规范永远给你打工,给你生产消费品,给你交粮,给你纳税。国家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所以每个氏族每个部落创造文化,都只维护他这个氏族,这个部落的利益。在原始社会,不是每个地区都有宗教,而是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为什么?宗教是原始时代文化的集中表现,宗教就是文化,每个氏族都要创造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每个氏族必须有自己的宗教。考古学家从巴比伦地区发掘的古代民居,房门竟然不是开在地面,而是开在接近屋顶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古代房屋既是居住的地方,也是祭祀神灵的地方,每个氏族或家族都有自己的神灵,这个神灵只能保护我这一家一族,必须严防惠及他人。尤其不能让别人祭祀,万一别人来祭祀我的神灵,这神灵转而保护别人,那就是我一家一族的根本利益蒙受了侵害。

  所以,原始社会奉行的原则是宗教垄断,绝不让别人祭祀、敬拜我的神灵。这种原始宗教特征在中国整个文明时代,成为主要特征。中国许多乡村地区,至今维持着一种风俗,过年那天晚上无论何人不可来做客,为什么?因为过年是汉族最主要的宗教节日,那一夜的主要内容是祭祀祖先,每一家的祖先都是这一家独有的保护神,绝不可跟别人产生关系。

  除了祖先崇拜之外,每个氏族还有图腾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相互渗透,谁轻谁重值得深入研究。中国不同氏族和部落在组成联盟组织时,各自让出了自己的图腾崇拜,让自己的图腾跟其他部落的图腾一起,成为公共神灵,而将祖先崇拜依然保留为自己的私密信仰。

  中国龙为什么有那么多组成的因素?那个嘴又像猪,那个眼睛又像牛,那个头又像龙,那个角又像鹿,那个身子又像蛇,等等。你看东北地区出土的那个红山文化玉龙,还有马一样的鬃毛。为什么有这么多因素呢?因为龙不是某个单一部落的图腾,而是一个庞大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图腾。中国是由很多很多的氏族和部落整合在一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它把被整合的许多民族的宗教因素,都整合到这么一个龙图腾之中,所以就出现这么复杂的龙造型。

  当中国所有的部落,以龙为共同的图腾,组合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共同体之后,他们同时也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虽然内部还不断有利益摩擦和纠葛,但是他们共同对外时,必须强调共同利益。为什么中国所有的部落都突出龙文化?因为龙文化维护着所有部落的共同利益。

  这是人类文化产生的一个特征,每个群体创造一种文化,它只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这个利益共同体构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利益共同体之外所有群体被看做一个相对立的大圈子。而在理论上,这种文化要努力把那个大圈子的利益,尽量转化为小圈子的利益,也就是掠夺他人以肥私。这样才能体现文化共同体的价值,才能加强文化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才能突显文化认同的价值。

  把近代中国一次次推进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方殖民运动,就是把全世界作为一个大圈子,不断将这个大圈子的利益掠夺过来,用来养肥他们小小的民族国家。白种人成了孟子笔下的“君子”,西方成了“城”,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成了 “噶栅”和“乡”,而全世界所有有色人种都成了孟子笔下“供养”君子的“野人”,即乡巴佬。

  我们中国的典籍《礼记》上面也很明确讲过这个道理。《礼记》说,干活的人多,享用的人少,你才能富有,你的财富才多,这是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那就是干活的圈子越大越好,享用的圈子越小越好,这样你才能富有。西方人深通这个道理,所以才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殖民活动,把全世界都变成了他的殖民地,全世界都在给他们干活,供他们这个小圈子享用。西方为什么富有?就是这样集中财富才富有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之中,一个民族所建构的文化,会渐趋复杂,越往前发展就越复杂,这是为什么呢?这跟社会发展是配套的。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社会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人类所建构的政治共同体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人文文化也越来越复杂,你永远要编出一些新鲜的说辞,说服大圈子的人群,心悦诚服地将财富集中到小圈子的手中。大圈子和小圈子的范围是不断变动的,一种文化必须随时划定谁是小圈子,谁是大圈子,即使选择对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等等不同圈子的利益,维护到什么程度,还要适时地编出一套又一套合适的说辞,人文文化体系于是就越来越复杂。

  总之,一种文化对不同等级的圈子的利益,维护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一种文化对于不同的圈子具有不同的意义。文化它永远是维护小圈子的利益,它不会维护大圈子的利益。维护大圈子利益的话,它的功能就错乱了,那叫功能紊乱。文化既然永远维护小圈子的利益,它的目的就只能是永远掠夺大圈子的利益,以此来保证小圈子的利益,这就是文化的根本特性。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对不同圈子的人群,它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2卖矛者说

  战国时期,中原的大学者韩非子在他的文章中,编了一个关于矛和盾的故事。故事的大概内容是一个楚国人到街上去卖矛。楚国人为了让顾客争相买他的矛,写了句广告,给它的矛在文化上做了个定义“我的矛最锋利,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刺穿。”但是,这个楚国人不仅卖矛,还要买盾。他也给盾做了个强势的广告“我这个盾呀,是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刺穿它。”

  我的矛无坚不摧,我的盾坚不可摧——这无非就是一个生意人的广告,极力夸张他的产品性能不凡。像这样的广告,今天的电视上、网络上成千上万,谁也不会拿它们当真。

  可是韩非子当真了,他安排一个顾客对这个楚国人说,假如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如何?有了这么一个提问,楚人卖矛盾者的两个广告就打架了。两个广告一打架,两个广告就都不能成立了。于是,楚国人卖矛盾的故事便变成了一个笑话家喻户晓。

  卖矛者在他卖矛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文化权力,什么文化权力呢?他是卖矛的人,他对这些矛的了解肯定多于常人,也多于顾客。他对这个矛拥有某种解释的权威。他用权威的语气告诉我们说,我这个矛真是无坚不摧,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刺穿,没有它刺不穿的东西。

  他建构这么一条关于矛的知识,这么一个文化上的判断,此时卖矛人就成为一个创造文化的主体。他创造这条知识和这个判断,他的动力在哪里?

  他是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像中国人说的一样,追求大道?或者他是不是像西方人所说的一样,是为了上帝?或者像中国文人所习惯于理解的,他创造知识,是为了繁荣人文精神,造福世界?

  其实,卖矛人想出一条广告、构建一种文化的核心目的,就是利益。把矛卖出去,他才能拿到钱,才有利益,而为了促使矛销得更快,他给矛做文化包装,夸赞它无比锋利,无坚不摧。这种包装是为了诱导顾客喜欢他的矛,诱导顾客赶快成交,把钱交到他手上。

  像卖矛人为自己的矛和盾打出广告一样,世界上的所谓知识,所谓文化,都是各个组织和团体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出于利益的目的创建起来的。各民族创建的文化也像矛和盾的广告一样,不是纯粹的精神主题,而是有着切实的目的和赤裸裸的利益。

  若是一个民族要统治其他民族,或者一个集团要统治其他集团,他们也必须诱导别人的行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时候光靠几条此矛无坚不摧、此盾坚不可摧的知识,不足以实现那个目的,那他们就必须创造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用这个知识体系诱导别人做出对他们有利的选择。这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就是民族文化,或者叫人文文化。

  雅典在成为政治统一体之前,是分散着的一百个氏族,每个氏族都建立了自己的神族文化来捍卫自己部落的利益。雅典百族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后,以氏族为单位来划分利益圈子的时代也结束了,雅典需要以阶级为单位来划分利益圈。

  为了维护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和利益认同,雅典需要建构一种系统的文化。这个时候建构的文化,就不能跟氏族制度中的文化完全一样。原先每个氏族建构的文化都是只保护自己氏族的利益,现在,组织模式发生了变化,就不能以氏族为单位,而需要以政治地位的高低、经济地位的贫富来区分贵贱,来建构文化。

  上面章节提到过,雅典城邦的第一层圈子,是元老院的贵族,是奴隶主,那么雅典要建构文化,必须优先保护贵族的利益,贵族利益就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雅典人在建构城邦体制之后,就用国家的形式来建构了一个奴隶制度,让每个贵族元老都能够蓄养大批的奴隶,让那些奴隶给你干活,所以雅典国家的建设,就是为了保护的雅典第一圈的利益。

  雅典城邦的制度和文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维护元老院少数贵族、少数奴隶主的权力和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力,扩展他们的利益,他们建构的文化就必须有一个倾向,就是将奴隶主阶级标榜为高贵群体,将奴隶阶级描述为愚昧、卑贱群体。

  近现代西方人说古代雅典创造了最光辉灿烂的人文文化,并把雅典的文化和制度描述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他们对雅典的礼赞汗牛充栋,举不胜举。其中有一种流行的赞歌指出,雅典人非常热爱大自然,非常懂得欣赏艺术,欣赏美,而且懂得跟大自然结为一体。有人举了一个例子,雅典的贵族,在家里常常是裸体活动的,不穿衣服,以便更直接地接触阳光、空气等自然事物。

  奴隶主是和奴隶生活在一起的,他们的生活起居都需要奴隶照顾,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奴隶面前裸体行动,处于现代的我们可能难以想象,我们是绝无可能,可以随意裸体出现在家里的保姆、伙夫面前的,但是奴隶主可以肆意在奴隶面前袒胸露背,是不是他们在奴隶面前裸露就像我们在家里的宠物面前裸露一样,他们根本就没有将奴隶视为同类。

  古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学家、综合性人文大师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开篇就点出了:政治的责任是在一国之内,给不同的群体区分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权利。比如,雅典的政治要规定,奴隶不是人,是工具,是为奴隶主劳动的工具,不应该享有公民权利,只有干活的权力。

  奴隶是劳动的工具,是奴隶主的财产,所以奴隶可以买卖,也可以馈赠。就像北京有个电脑市场叫中关村一样,雅典也有着买卖奴隶的市场,在那里,可以买到奴隶自己使用,也可以将他们买来馈赠亲友。

  奴隶主家庭出身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整个西方世界人文学术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建立的这个学术体系,处处彰显人文精神,但是这种人文精神只维护古希腊贵族和平民的利益,也就是奴隶主的利益。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奴隶主阶级,他必须很明确地为奴隶主阶级划定掠夺对象,如果没有这些掠夺对象,奴隶主到哪里去扩张自己的利益呢?若是靠那些元老院的元老自己去干活,奴隶主哪能享用那么多财富呢?如果没有奴隶为他流血流汗,亚里士多德怎么生活无忧地专心做学问?

  亚里士多德把贵族和公民划定为一个小圈子,接下来他第二笔马上划出一个大圈子,因为如果你划不出你掠夺的范围(大圈子),瞄不准你掠夺的对象,你这个小圈子的利益就得不到扩张,所以他必须马上划出一个大圈子,奴隶就是最靠得住的大圈子。雅典权贵制定的这个政治框架,就能够掐住奴隶的脖子,让他们天天干活。亚里士多德,用他最伟大的人文学术,论证了这种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当敌对阶级的所有人群都认可了这种政治制度和结构的正当性,雅典就可以安全地运转了,甚至可以享受万世太平了。

  万世太平未免夸张,但是在欧洲大地,雅典创造的这种政治制度和结构,确实成为了历史的主干,至今还在有效运转。法律只维护一个小圈子的利益,文化只是用来论证那个小圈子利益的正当性。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种政治学说,道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跟我所说的卖矛诱导体系异曲同工。

  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所创造的文化,都是为了维护某个特定圈子的利益,我们把这些民族国家命名为小圈子,而这个小圈子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它所对应的大圈子。所有民族国家创造自己的文化,都是为了维护自己这个小圈子的利益,而千方百计地把大圈子的利益,通过或抢劫、或诈骗、或征税、或诱导、或募捐的方式,转化为自己小圈子的利益,这是文化的奥秘。

  抢劫是战争文化,诈骗是外交文化,征税是政治文化,诱导和募捐就是慈善文化,精神洗脑和宗教灌输就是人文文化。

  人文文化就是一个卖矛诱导体系,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诱导别人将钱投进自己设定的善款箱。再强调一遍,文化的奥秘就是这样,把大圈子的利益转化为自己小圈子的利益,转化得越多越好。

  3文化是矛也是盾

  美国在美洲大肆扩张时,一边疯狂屠杀北美地区印第安人,一边布道,宣扬上帝的仁慈。

  一个印第安酋长很不解,问美国的政治家,“你们宣扬的上帝那么好,那么有爱心,那么怜悯人类。可是,在我们的土地上,你们何曾遵照过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你们非要把我们抢光杀光不可呢?你们天天给我们宣传上帝的博爱,你们自己怎么1%都听不进去呢?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听呢?”

  美国人当然无法回答这样的发问。印第安酋长看来只能死个不明不白,美国人不会因为一个酋长的发问就放下屠刀,印第安的部落依然一个接一个地在屠刀下灭绝。

  两百年后,像印第安人质疑过美国人宣扬的上帝一样,中国军方战略家乔良曾提问质疑过美国人的民主。

  乔良有一次参与了跟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会谈。在会上,他对美国将领说:你们美国人建立的民主制度,我承认确实是个好制度。可是现在整个世界归你统治了,你们在美国领土之外所建立的国际社会,为什么不用一点点民主的原则来处理这些国际问题呢?你用一点点不也挺好吗?这个世界不就太平多了、公平多了吗?而且,当你们用蛮横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世界上谁也无法对你们加以质疑和限制,这样的格局符合你们民主的理念吗?

  一个是印第安酋长,一个是中国将军,你看这两个人发问的句法多么一致。这两个说法相隔两百多年,如此一致。

  文化是国家的利器。

  利器有进攻性的和防御性。进攻性的利器是矛,防御性的利器是盾。文化是利器,既可以是矛,也可以是盾,针对圈子里的利益当然是具有保护意义的盾,针对圈外的掠夺,文化便成了矛。

  “民主”作为美国人向全世界大力宣传的文化概念,他们并不是要跟全世界民主地相处,而是要用这个文化概念建构自身的道德优越性,和自身的文化权力。他拥有了这样的文化权力,就可以给你彻底洗脑,就可以让你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地接受他的“民主”词语的统治,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被统治者,并且心悦诚服地将你的财富奉送给他。

  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要尊重圈子之外其他人的权力和利益。民主制度是为了在自己那个圈子内部相对太平、公平地分赃。为了保证他的分赃持续下去,为了越分越肥,美国是必须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财富的,他们掠夺的是圈子外的利益。

  在每一个时代的国际环境中,民主制度都同时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小圈子内的事情要相互尊重,照顾各方利益;第二层意思是大圈子的利益必须尽数掠夺,拿进小圈子分赃。

  文化是矛,还是盾,是由该国该族的现实境遇而决定的。

  国族势力较弱,在世界民族之林处于防守境遇时,文化就是维护国族利益的盾。国家及其公民都会设法用文化维护自己的利益,使之不被外国外族掠夺太多。

  国族强盛时,人们就考虑怎样用文化去获取他国他族的利益,来增加本国本族的利益。这时文化就显露出了它的进攻性,起了“矛”的作用。

  所以,文化是矛也是盾,就看你所处的时势如何。

  比如,现在的中国,在西方势力主导的全球化框架之中,就得多想想怎样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不要被西方集团掠夺太多。事实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一直在努力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一个国家的本能,中国的总体态势肯定是维护国家利益。

  但是,中国用文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还太弱。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中国人说的是英语,穿的是西装革履,吃的是西餐,会场上使用的是西方礼仪,所有场合的典章、制度、条款都是西方人按照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预先制定的,中国人只是兢兢业业地学习如何遵循西方人的文化习俗和他们的典章、制度、条款。对人类社会的解说、对道德价值的建构,这一切全都采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全面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理想,亦步亦趋地加入到美国人主导的全球化权力框架中,甘心做一个学徒级打工仔。我们在文化上除了听从支配、任人打发,没有其他选择。

  中国人甘心做一个学徒级打工仔的心态,会导致自己在文化上全面解除武装。西方社会所有这些文化习俗和典章、制度、条款,构成了维护他们利益的文化体系。我们进入这个体系,就会自觉地维护西方人的利益,自觉地将自己的利益理解为西方人的利益、转化为西方人的利益。

  为什么在所有国际社会纷争中,在所有意识形态纷争中,都有大量的中国读书人,歇斯底里地破坏中国的利益,死心塌地争取西方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在文化上自我解除武装之后,西方文化取得全面胜利的结果。

  今天的中国,经济上一面付出惨重代价,一面逐步崛起,文化上从五四以来却溃败百年,从改革开放以来溃败30多年。今天的中国,最强悍的爱国主义者,也只能有气无力地呼吁,要在精神上强悍起来,要在文化上强大起来,以此维护我们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和我们的主权与利益。他们歇斯底里的呐喊,也只是要求铸造文化之盾,守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文化溃败时代,还不敢想象文化能成为进攻的利器。

  但是50年之后,中国强大起来,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就不会再是这种思路、这种状态,而会千方百计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文化变成矛,主动谋求国家利益。那时国人也会想,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有利可图,咱们去教化他们,跟他们建构一个什么联系,让他们的利益为中国所有。

  现在中国到处买铁矿石,买石油,价格不能由中国说了算,而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控制,物流系统也掌握在美国军队手中,我们只能全天候地点头哈腰陪笑脸,不敢对这样的游戏规则、这样的文化说半个不字。我们的经济处在西方人制定的国家框架和经济框架之中,中国学子得到的经济学知识都是来自西方编写的教材,那些经济学教材中提到的借贷、生产等经济学原则,都是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几十年之后,中国强大起来了,就不会再把“与国际接轨”这类游戏规则奉为圭臬,到时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利益立场上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到时候,国人也不会将西方教材视为圣旨,而是将《礼记》和《论语》等国学精粹推广到世界上去,让那些洋学生把这些教材奉为瑰宝。那个时候,连三千年前的古人经典,也会成为谋求国家利益的文化之矛;到时候,国人就会明白,文化的最大功能就是积极谋取利益。

  文化既可以是矛也可以是盾,究竟是矛是盾,随天下大势起伏而变化。而对中国有利的变化趋势,正在逐渐来临。

  每个民族所创造的卖矛诱导体系,都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体系。

  一个民族要在周边紧张的民族关系中,拥有立足的力量,打开生存空间,就要找到一种方式,跟周边的民族建立良好的关系,形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格局和形势,那么你就要找到一系列的说法,让周边民族对你刮目相看,承认你的优势,认可你的利益,尊重你的意愿和诉求,你就得有一套说法来证明你的高贵(比如上帝的选民之类),维护你的权力,拓展你的利益。

  光有“一个”说法不够,你必须有“一系列”的说法,这一系列的说话自成一体,才能在遭遇挑战的时候左右逢源、自圆其说,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楚国卖矛者的行为很简单,他就是卖一些矛,挣十文钱、八文钱,所以他只要有那么两条简单知识就可以,卖矛时就说矛最锋利,卖盾时就说盾最坚固。他只准备了这两条知识,第三条都没有。所以遇到那个顾客挑战时,他就无言以对,只能夹着尾巴收场。

  一个民族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他要想维系他们的生存,拓展他们的利益,必须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言说体系,光有一两条关于矛和盾的知识是不够的,它得有一整套复杂的知识体系。这个复杂的知识体系就像一个硕大无比的锦囊,锦囊之内装的每一条知识就是一条妙计,遇到挑战时,这无数锦囊妙计就组织起来,相互补充、相互论证、相互注释,还能够相互交媾衍生出更多的妙计。所有这些妙计形成一种高深莫测、势不可挡的力量,有效地维护着这个民族的优势地位,捍卫并不断拓展这个民族的利益。当你企图挑战这个民族的利益时,你就得剖开它的文化体系,可是这个文化体系深邃庞大犹如迷宫,你一进去就在里边迷路了,根本不知道哪里应该分析鞭打,哪里应该鼓掌叫好。

  今天流行于全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学说,不像楚国人那样只有两条简单的结论,而是像恒河沙数那样多的西方学者,创造了恒河沙数那样多的知识,组成了一个恒河沙数那样庞大的卖矛诱导体系,诱骗你相信,诱骗你上当。如果有人想戳穿它、否定它,不是一件容易事。它庞大包罗万象地足以让其他民族的学者在里面迷路、晕厥,当你从晕厥中醒来,很可能会对它顶礼膜拜。最后,被征服民族不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文化体系,乖乖地把利益送给这个居于“中心”的种族,被征服民族的知识分子还必定会鹦鹉学舌地传播那个“西方中心主义学说”,并因为自己能够率先理解“中心”种族的西方中心主义学说而骄傲。

  当他们这样帮着维护西方中心主义学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维护了西方种族掠夺全世界的权力,以及他们的相关利益。

  中国有恒河沙数那么多的学者,天天在论证西方文化的高贵,天天在否定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正当性,天天在教导国人把西方文化作为标准,实际上都是在教导国人崇拜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自觉地服务于西方人的利益。中国学者应该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化体系,让自己的文化变矛变盾,来维护国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帮西方摇旗呐喊。

  4文化圈子是最后的铠甲

  一个人创造了文化,他就要去传播,如果不传播,闷在肚子里,白白烂掉,带进棺材,那就什么效用也没有。人们创造文化的本意,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了创造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不传播,文化的这些功能就无法实现。所以,文化从创造起来的那一天起,就是要用来教化他者的。

  有没有不需要传播的文化?如果某人创造某个文化是为了精神上的需求,那你就不必跟别人说。你已经在精神上体验到了,也就满足了,何必费什么口舌,去跟别人说呢?就拿传教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在传教,那都是因为宗教深处包裹着他们的利益。如果一个宗教不带有利益诉求,那就不需要传教了。说实话我这些年创立一个宗教,那是为了解决我个人精神问题的。前些年我老在寻找生命意义,找来找去终于有一种理解。所谓生命意义,就是人意识到个体生存的短暂,需要找一种方式超越这种短暂。人只要将个体生存的短暂,与宇宙存在的永恒建立联系,就会减少生存短暂的焦虑,和死亡的恐惧。那个永恒的生命,我名之曰宇宙大生命,我个人的生命,我名之曰个体小生命。所谓求道,就是找到一种为个体小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建立联系的方法,找到生命的这么一点奥秘。所谓信仰,就是对于个体小生命与宇宙大生命本质关联性的坚定信念。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的生命的焦虑解除了,我不需要再去寻找任何一种宗教了。同时,我也不会去传播我的信仰,因为我不需要借助我的信仰和宗教来获得任何利益。

  所以,我对于生命的这种理解,不算文化,为什么不算文化?因为我虽然领悟到了,我从来不表述,不传播,不跟人分享,它完全是个人化的,它就不是文化。有一次讲座,谈到信仰,有人问我有没有信仰,我说有信仰,但是我不想说我的信仰是什么。因为人家一谈信仰,就谈到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之类,我什么教也不是,我不想谈。有人就说,你说自己有信仰,又说不出信仰什么,你这不是在蒙我们吗?他这样激我,我还是不说。为什么?信仰是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它完全是自足的,完全不需要说,一说反倒变形。如果一种文化,只是精神上的需求,它完全没必要传播,甚至说不上是文化,它只会在时间长河中自生自灭。文化之所以要传播,是为了在传播中实现功利目的。

  还以卖矛者为例,说说这个道理。

  卖矛者如果不是为了利益,他就不需要到市场上来。如果他创造他的矛,世界上最锋利,他自我得意,坐在家里孤芳自赏,不就行了吗?就像我发现了我的信仰之后,精神上自我满足,不就行了吗?他拿到市场上来干什么?他跟顾客标榜他的矛干什么?说明他创造这个无坚不摧的矛,不是为了精神上的需求,而是为了利益的需求,他要告诉你,他的矛很好,是世界上最好的矛,你不但要买,还要用最高的价来买。给他100块大洋,他才舍得给你,给少了他不卖。

  所以,当他传播“我的矛无坚不摧”这条知识,就是为了利益,否则这条知识可能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需要传播。文化之所以要传播,就是为了谋求利益。

  那些世世代代赓续不已的宗教,其创始人一般都是有信仰的。他的所谓信仰,就是通过反思、修炼、探寻、危机处理,打通了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联系,证悟了人生的奥秘。但是,他们做到这一步还不够,他们还必须把自己的信仰,跟他的族群的内心需求和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找到一些公共符号和口号,将大家的力量组织起来,在精神认同基础上,形成某种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并以此显示族群的力量,谋求族群的利益。无论是摩西,还是耶稣,还是释迦牟尼,还是周公,都是这样创立宗教的。对于宗教领袖来说,是先有信仰,后有宗教,对于信徒来说,是先有宗教,通过对宗教的皈依来寻找、求证信仰。

  近代以来,老有中国人美化西方的传教士,说传教士是给我们传福音的,但是他信上帝,他坐在家里信就得了,干吗到这来?你为了爱我,你爱你自己,你好好在家呆着不行吗?就不能学学我,把信仰养在自个儿心里吗?我们几千年前一直没有基督教,生活得比那帮十字军好多了。

  西方殖民者和传教士,用那种精神化的方式来解释他自己的文化传播行为,这个解释是绝对行不通的,传播就是为了得利益,楚国卖矛者是这样,西方殖民者也是这样,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是这样。如果要换到现实中,现实中的许多传播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把文化理解为追求真理,不说全错,99%错,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精神,不说全错,99%错。文化就是利益,就是为了利益,才创造文化,为了利益才传播文化,为了利益才用刀剑来传播文化,刀剑传播不了文化,就用刀剑把你全给灭了,这可是毫不客气。我这几年研究西方500年殖民史,最终的结论就是这样。刀剑相加,如果能传播文化就传播文化,如果不能传播文化就把你灭了,全杀,毫不留情。

  500年以来西方毁灭了许多民族,就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些民族不接受它的文化,不接受它的统治,不能给它创造利益。于是,它就把这些民族灭了,然后来占据他们的地盘,地盘本身是财富、是利益。这时还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果你能服我,接受我的文化,这里的地盘加上你的劳动成为我的利益;第二种情况是,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文化,不服从我的教化,我把你杀光,我占据这个地盘,地盘就是我的利益。500年的西方殖民,就是这个意思。殖民过程中,西方人经常拿文化说事,而文化在起源上是维护利益的。它要传播,更加是为了维护利益。

  现在中国的学者,99%都在嚷嚷着文化是多么高贵的一个东西,它给我们人文精神,让我们得到精神上的享受等等。他们讲的这些东西,我不敢说这种想法百分之百的错,但是我认为99%是错的。

  我只想强调,人类创造知识,传播知识,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把知识替换成文化,这个结论照样成立。如果你能找出1%的例子来反驳我,这个毫不奇怪,人文学科任何结论它都有例外来反驳你,面对这种反驳,我一点也不觉得理亏。

  这是我对文化起源的解读,文化就是这么个起源。

  [1]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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